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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
这已是气重于节了。
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
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
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
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
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
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
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
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
或所谓“读书人”
，而变成了“知识分子”
，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
。
残余的“士”
或“读书人”
自然也还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
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程中也曾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们一般的运命。
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
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
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
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
。
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
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
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
，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
，替代的是“正义感”
，接着“正义感”
的是“行动”
，其实“正义感”
是合并了“气”
和“节”
，“行动”
还是“气”
。
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
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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