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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要是动了心思，就是死罪。
所以，臣子见皇帝，就永远得跪着。
接驾，提前就得跪着，皇帝走了，还得再跪一会儿，直到皇帝的仪仗过完了，才能起身。
平时召见，无论谈多长时间，臣子都得跪在底下，无论皇帝是立着还是坐着，臣子永远跪在地上。
皇帝再怂，总是跟跪着的人讲话，也会感觉好得不得了。
在清人笔记上，经常看见时人的抱怨，说是跪时间长了，膝盖受不了。
所以有经验的臣子，事先在裤子里缝上一块皮子或者棉花，权当护膝，可以扛得时间长一点。
另一个法子是，答话尽可能简练，不问不答，皇帝没话可问了，自然就叫起了（散了）。
这样的朝仪，也就明清才盛行，宋代的时候，皇帝跟大臣开小会，大臣还有座位。
明朝皇帝不大见人，所以，君臣相对的机会不多，唯有清朝，皇帝号称勤政，频繁接见臣子，见了就让人跪着讲话，居高临下。
可以理解，为何单单清朝，有曹振镛传经，多磕头，少说话。
皇帝不问，就不回答。
话多不仅易有闪失，而且容易让会面时间加长，最后还是自己受苦。
单单清朝，有人把磕头下跪当体操，即使不上朝，在家也天天操练，练出一身好身手，以后皇帝无论见多长时间，也可以应付自如。
以天下为己任，是士大夫的传统。
一旦不让他们如此做想，他们也就没有积极性了。
政治上得过且过，如算盘珠一般，皇帝不拨，就不动。
幸好，在进入王朝末年之际，太平天国闹得满人江山坐不住，不得已，放手发动士大夫，士大夫也真就发挥了一点积极性，救了清朝，迎来了所谓的同光中兴。
不幸的是，欧风美雨也来了，洗染了丁点新思想的某些人，开始对自家奴才的状态有所反思。
甲午年，是年的恩科状元张謇，刚点了翰林，入衙第一遭，就赶上西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全体京官跪接。
老太婆磨磨蹭蹭，众官一跪就跪了两个多小时。
又赶上大风雨，跪在泥水里，状元变成了泥猪，这让毫无经验，也毫无准备的张謇苦不堪言。
回去一想，自己几十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金榜题名，最后就是为的这个吗？越想越气，干脆，挂冠而去，回家乡南通做实业，当老板去也。
同时代的另一个翰林蔡元培做的更绝，干脆回家教书，最后投革命党了。
按清朝的体制，翰林，尤其是状元出身的翰林，前程远大，即使为官平庸，也不难出将入相，平步青云。
但是，我们知道，有清一朝，有过很多的状元，更多的翰林，最有名的，一个是张謇，一个是蔡元培。
后来的中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不肯跪的人，才得到了改变。
不跪，士才有尊严。
找回了尊严，也就找回了士大夫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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