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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见崔浩和皇帝如此一起主张禁佛,并且用如此残酷的方式毁佛时,他也感到震惊害怕了。
寇谦之为了阻止这种残暴的禁佛方式,他劝崔浩说:“佛教本来教义是劝人行善,以化人心,本质是好的。
僧人有好有歹,不代表是佛教的过错,如此残忍禁止,也非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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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反驳道:“寺院泛滥,国家的男丁为逃服役的,一个个当和尚,那还了得,早就看佛教不顺眼了,就该杀光光。”
道士寇谦之闻言,于是警告崔浩道:“你必将由毁佛而缩减寿命,遭受刑戮,一同毁灭!”
当时,北魏国太子拓跋晃在平城以监国的身份执事国政。
他早年就有佛教信仰,因此坚决反对毁佛行为,于是再三向父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劝谏,希望停止禁佛,但未被采纳。
太子拓跋晃不得已,只好拖延颁布诏书的时间,暗中联络各大寺院的僧尼,让他们提前逃难,救下数万僧尼。
各地高僧转移经书、佛像,平城附近的寺庙得以提前藏匿珍贵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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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公开执行还俗政策,但实际仅要求僧尼还俗而不强制迫害。
同时默许百姓在家中秘密信仰,避免大规模杀戮。
部分僧人因太子拓跋晃的暗中通风报信得以逃生,而无法转移的寺庙则在事后被毁坏。
作为虔诚佛教徒,北魏太子拓跋晃在权衡利弊后选择阳奉阴违,既维护父亲权威又保全宗教力量。
这种行为客观上减少了灭佛运动的残酷性,也为佛教在北魏的后续发展保留了基础。
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道士寇谦之预言执行灭佛运动的崔浩不久就会遭受屠杀报应,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也会被人杀死。
然后过了两天,在夜里,他就在尚未完工的静轮天宫里安然而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当时,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
但是《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着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
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
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
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记》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
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
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
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面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
。
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于是命令士兵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
崔浩被捕后,承认了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
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甚明白。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自审讯崔浩的时候,他也感到惶惑而不能应对。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一度想要诛灭崔浩和他的幕僚宗钦、段承根等人,以及他们的部属、僮仆等一百二十八人的五族,共有数千人。
经高允力争,这才改变想法。
高允与崔浩同修国史,当然也受到牵连,北魏太子拓跋晃曾经向高允处受学经典,意图营救,便召高允与语道:“我导卿入谒内廷,至尊有问,但依我言,当可免罪。”
高允佯装是为遵嘱,随太子拓跋晃进见北魏主拓跋焘。
太子拓跋晃先入内宫,谓高允小心慎密,史书之事俱由崔浩主持,与高允无涉,请贷高允死罪。
北魏主拓跋焘乃召高允入问道:“国史统出崔浩手么?”
高允跪答道:“太祖记是前着作郎邓渊所作,先帝记及今上记,臣与浩共着,浩但为总裁,至下笔着述,臣较浩为更多。”
魏主拓跋焘闻言,不禁盛怒,瞋目视向太子拓跋晃,道:“高允之罪比崔浩为大,如何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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