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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是因学问渊博而在幕府中做宾客，平时讽谏建议，来往没有规律或是招纳到书局，并没有具体委以公职的人，这有吴敏树、吴嘉宾、张裕钊、俞樾、罗汝怀、夏燮、王□运、曹耀湘、赵烈文、钱泰吉、方宗诚、李善兰、汪士铎、华蘅芳、徐寿、戴望等。
第四类是“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
，还有冯光、程国熙、陈文坦、洪汝奎、刘世墀、何源等。
薛福成仅录了八十三人，不能代表幕府实况，实际上幕僚达四百人以上。
重要的如年轻的工程技术专家徐建寅，为曾国藩筹办军械工业组织并带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出国的容闳，以及薛福成本人都未包括在内。
这些幕府人物不少在当时就享有盛誉，有的在后来卓有成就。
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是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
俞樾、戴望是著名的经学家。
左宗棠是杰出的军事家，后来在捍卫领土完整、维护民族统一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郭嵩焘后来则成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
薛福成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
郭氏与薛氏都是从洋务派分化出来的我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
薛福成曾颇具感慨地说：“凡事都要靠人才才能成功。
才学高的人必定能任用贤才，并因而使自己的成就更加伟大。
推而广之，能把天下的人才合于一处，这样就可以平定天下。”
§§§72.让能人替自己趟开路
应变识人是曾国藩变术的一环，在他看来，身处官场，不能识人辨人，为奸佞无能者所蒙蔽，只看到人的表面现象，而看不到人的本质，而知错人，用错人，必将惹出祸乱，于人于己都会祸害非浅。
曾国藩以其独到的相人之术，明辨英才，并予以择取，是其变术的精典手段。
譬如曾国藩择刘蓉、交郭嵩焘，网罗人才、交贤结哲，翔实幕府，都是他立足变幻官场的强援支柱，这也是曾国藩的择人变术，因人而异，人皆英才，何愁仕途不畅。
《孙子兵法》在地形篇中分析了兵路的重要性，实际上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让能人替自己趟开路。
曾国藩和幕僚之间总的来说是主从关系，具体而言则又可为互慕、互助和相互影响三个方面。
首先，他们双方都有相互结合的愿望，可以说是一种相互倾慕、相互追求的关系。
曾国藩认为，远而言之则天下之兴亡、国家之强弱，近而言之则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之成败利钝，无不以是否得人为转移。
故多年爱才如命，求才若渴，为吸引和聘请更多更好的幕僚尽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工作。
他于率军“东征”
之始，即号召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奋起捍卫孔孟之道，反对太平天国，盛情邀请“抱道君子”
参加他的幕府。
其后行军打仗，每至一地必广为访察，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延至，收为己用。
闻有德才并称者，更是不惜重金，驰书礼聘。
若其流离失所，不明去向，则具折奏请，要求各省督抚代为查明，遣送来营。
曾国藩与人通信、交谈，亦殷殷以人才相询，恳恳以荐才相托，闻人得一才羡慕不已，自己得一才喜不自胜，遂有爱才之名闻于全国。
由于曾国藩精研百家，兼取众长，早在青年时代即以“道德文章”
名满京师，称誉士林；加之其后出办团练，创建湘军，“战功”
赫赫，威震天下，遂被视为救星，受到不少士大夫的崇拜。
有的知识分子非但升发无望，且身遭乱离之苦，徙无定居，衣食俱困，亟须庇护之所，衣食之源。
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既无升官发财之念，亦无饥寒交迫之感，甚或已是学问渊博，名满士林，但却仰慕曾国藩的大名，以一与相认为幸，一与交游为荣，所有这各类人物，他们闻曾国藩能以诚心待士，破格用人，便纷纷投其麾下，入其幕府。
当太平军势焰正炽之时，清廷与官军已无能为力，惟靠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与其抗争。
曾国藩以一丁忧在籍侍郎之身份，终能陶铸“中兴”
功业，除其个人人格因素外，幕府的运用，实在也是制胜太平军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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