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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也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提挈，即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
。
§§§70.睁大眼睛看准人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
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第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
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等方面，都在他的视线之内。
曾国藩一生能够左右逢源或绝处逢生，与他知人识人，能在身边网罗有真才实学的朋友有很大的关系。
《孙子兵法》认为只有察看清楚对手和地形，才能是胜利的惟一保证。
为了识才，必须对人才时加考察。
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
就是说，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尤其注重属下的建言。
当时，“考九卯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
。
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
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
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针对咸丰帝下令求言的应时之作，同时也隐约反映了汉族地主要在满清王朝中获得更多的机会的萌动。
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对人才的甄别，他把它归于培养之方中。
其实，甄别，就是考察。
甄别的目的是“去其稂莠”
。
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对那些不投在上者之所好的人才，不加培养，不加使用，固然是对人才的浪费；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单凭在上者的爱好或印象保举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当作人才来培养和使用，必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后果。
这种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正如曾国藩说：“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
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第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
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等方面，都在他的视线之内。
曾国藩一生能够左右逢源或绝处逢生，与他知人识人，能在身边网罗有真才实学的朋友有很大的关系。
在与曾国藩长期交往的朋友中，有两个人特别值得注意，他们一个是刘蓉，一个是郭嵩焘。
刘蓉系湘乡人，字孟蓉，号霞仙，少年自负，三十多岁了还未中秀才。
县令朱孙诒惊叹其才，私下让他的父亲督促他就试，赴县试，举为首名，始补生员。
道光十四年（1834），曾国藩初次相识刘蓉，相语大悦。
随即与郭嵩焘、刘蓉三人拜帖称兄道弟，以后曾国藩又多次拜访他，十分友善。
道光十九年（1839），刘蓉闲居在家，曾国藩从京会试归里时，曾专程到乐善里去看望他，勉励他攻读史书，勤奋写作。
几年后，曾国藩在京收到他的一封信，见其学业大进，激动不已。
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三日日记中写道：“临日接霞仙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道之言。
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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