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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认为不活则死，因此要求新求变。
敢为天下先者，必须是有胆识之人，大胆地推陈创新，才能赢得胜局。
我们知道，自从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以来，有识之士已经体认到：中国各方面都需要彻底改革，否则难以图存。
然而深闭固守的社会、虚骄自大的士大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共同形成了进步路上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使任何改革行动，都似乎是寸步难行。
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
。
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
如此次安庆之守，壕深而墙坚，稳静而不懈，此人力也；其是否不至以一蚁溃堤，以一蝇玷圭，则天事也。
各路之赴援，以多、鲍为正，援集贤之师，以成、胡为后路缠护之兵，以朱、韦为助守墙壕之军，此人事也；其临阵果否得手，能否不为狗酋所算，能否不令狗酋逃遁，此天事也。
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而无所容心。
弟于人力颇能职，而每称擒杀狗酋云云，则好代天作主张矣。
意为：
凡是干大事，一半在于人尽力，另一半则是天意。
比如这次安庆的守卫，壕沟深而且城墙坚固，部队稳定平静且又没有放松，这是人在努力；是不是因为一蚁溃堤，一蝇玷圭，那就是天意了。
各路奔赴来的援兵，以多、鲍军为正，援助集贤的部队，以成、胡为后路缠护之兵，以朱、韦为助守墙壕之兵，这就是尽人事；到了打仗能不能成功，是不是被敌人所算计，能不能不让敌军首领逃跑，这是天意。
我们应该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于天，用不着去想。
弟在人事方面很能尽职尽责，而每次说要擒杀敌军首领等等，就是喜欢代替上天作主张。
因此，曾国藩办大事时，尽己力为天下先。
道光末年，魏源在他所编《海国图志》的前言里，首先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的口号，当时并未得到重大的反响。
咸丰末年，冯桂芬写了一部书，进一步对于仿行西法，革除中国政治传统上的许多积弊，提出了具体而有系统的方案。
书印成之后，冯桂芬曾特地送了一部给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
曾国藩推许这部书是“名儒之论”
，但认为书中的主张，多数难以实行。
曾国藩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可能是基于对当时现实环境的了解，认为在这样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下，不可能做如此重大的改革。
然而，在基本态度上，他已觉察到中国的积弊，的确有振作变计的必要。
不过由于他接受的是传统科举教育，所经历的环境，只限于国境之内。
能影响他的师友，见识都远在其之下，因而使他在改革的步骤及方向上，不能形成一套清晰正确而坚定不移的方案，甚而时时还显露出他对大局的认识，未免有所偏蔽。
所幸曾国藩尚能随着经验的累积而逐渐自我修正，是以在促进晚清中国近代化方面，他仍是具有相当贡献的。
例如咸丰十一年（1861），清恭亲王奕讠斤等奏请以洋药税购买外国轮船枪炮，用以攻剿太平军，以期早日戡定内乱。
有旨令曾国藩、官文、胡林翼（官为湖广总督，胡是湖北巡抚）等先行妥为筹议，次第实施。
曾国藩于是年七月的奏复，却认为火轮船对于攻打太平军，没有多大用处。
他说：“轮船枪炮之所以被人重视，不过因为国人震于其少见，遂使洋人得以炫耀罢了。”
可是这事既创议于执政中枢的奕讠斤，又经皇帝批准期于必行，曾国藩自不敢加以否定，只好赞成购买。
在同一奏折中，他认为只要买得若干西洋船炮之后，招募一批聪明智巧的本国工匠，加以仿造，一、二年之内，我们就可以与洋人共享船炮之利而并驾齐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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