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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本来是他经营多年的老窠，但此次很不光彩地回来，不时受到舆论的抨击，讥讽之词时而在他的耳边响起。
同时，他在官场中也愈来越不得意，时常受人白眼，这就使他的心情更加郁郁不乐。
他在给弟弟们的家书中说：“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
加以天津之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以是余心绪不免悒悒。”
心力憔悴的曾国藩第二次回到两江总督任上后，一方面以理学家的道德信条自宽自勉，他表示要“揆诸古人鞠躬尽瘁之义，一息尚存，不敢稍耽安逸”
，兢兢业业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做出最后的努力；一方面以学问家的治学标准自严自奋，“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
。
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
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正月十七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
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
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
，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
因此，在同年二月十七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稍好一些，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
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
。
就是在身体状况很差的情况下，曾国藩仍力图有所作为。
尤其是希望把久经战乱的江南重建起来。
李鸿章在比较曾国藩在直隶与江南的治政时说：曾国藩办理政事，住在江南的日子多，在直隶时少。
只就难易而言，管理直隶实在比管理江南困难。
曾国藩的弟子吴汝纶也说：“过去曾国藩受命治国，南到江南，北到京城附近。
曾国藩在江南，歼灭乱寇，捣毁巢穴，再造天下，还原归本，百姓更生，功劳很大。
而且前面没有因袭的，自己为之，好比拿把锋利的刀去割软的东西。
至于京城附近则不一样，京官很多，事情从上而来，规章设置很久，官吏懒惰，积习难改，曾国藩又执政时间短，收敛智勇，投合原有的做法，凡是经画的，都是地方官吏熟悉的，没有标新立异。
只有精心积累，洞察秋毫，事情过去了精神原则仍在，终于能扭转视听，一下子大变，去旧习，开维新之风。
人都有缺欠，连圣贤也难免犯错误。
同时，世间只有人是最善变的，人心是最难测的。
曾国藩说，天底下没有一成不变的君子，没有一成不变的小人。
被李鸿章、吴汝纶称颂不已的治政，从曾国藩在总督任上所作的《劝诫州县四条》和《劝诫委员四条》上更可见一斑。
如《劝诫州县四条》说：
第一，治理署内要端正根本。
宅门以内分为上房、官亲、幕友和家丁。
头道门以内分为书办，差役。
这六个组成部分都是署内的人。
当官的要想治理好这六部分人，必须先治理好自身。
凡是涉及银钱财务账目的，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没有不能对人说明的地方，这样身边的人就不敢随便取用，因此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种人都可以治理好了。
凡是文书、案牍，没有一项不是亲自检查的，那么承办的人就不敢舞弊，这样书办、差役二种人都可以治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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