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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十分复杂，一味死板地恪守真诚，固然是好的，但是不分对象往往会失去利益。
因此，能够做到在诚中求变，不离其本，是曾国藩变术的精华。
诚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在道德修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曾国藩主张“诚”
，而且，在他的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是身体力行的。
咸丰初，皇上下诏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为的样子。
臣子们于是指陈时弊，恳呈己见，一时纷纷纭纭，奏章不下数百件。
但大多被以“毋庸议”
的上谕而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
。
血气方刚的曾国藩面对这种情况，颇为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
这里，“书生之血诚”
与“臣下之忠心”
完全是同义词。
咸丰三年正月，他发出自己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
的公开信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
“不要钱，不怕死”
，是他的“血诚”
的重要内容。
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
。
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
来与太平军和捻军纠缠的。
他于咸丰十年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
非得二三君子，倡之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
又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
他简直把“朴诚”
当作医治满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服良药。
所以，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
，也处处以“血诚”
要求自己的下属。
例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人，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接着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这里，“忠义血性”
与“血诚”
也是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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