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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海贸易地位的重要，外商走私逃税活动的猖獗，毛寄云曾致函曾国藩说，“内江各口无榷税之权”
，“长江数千里防维尽失，往往贸易不受限制”
，建议将上海关税改由汉口海关征收。
但这一建议遭到曾国藩斥责。
曾国藩说：“惟检阅长江章程，在上海有领事馆赴道署领江照之法，又有领军器执照之法……由沪至鄂往返不过十日，而为文凭者八事，为法禁者十三科，种种关防，层层稽查，网亦密矣。
而大疏乃云‘长江数千里防维尽失，往往贸易不受稽查’。
岂笃论乎？……今之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然彼自横其征而亦不禁中国之榷税，彼自密其法亦不禁中国之稽查，则犹有恕道焉。”
咸丰三年（1853）刘丽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与监督。
曾国藩尝叹：
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在彼固自谓仁至义尽矣。
而阁下与揆帅必欲令其改赴汉口输纳。
沪与鄂同一中国也。
朝三暮四，旋令旋改，在沪关必怨楚人之攘利，在西人亦笑晋政之多门……方今发捻交炽，苗祸日深，中国实自治不暇。
苟与洋人相安无事，似不必别寻衅端。
在这里，曾国藩不顾事实，为洋商的不法行为进行辩护，并对上海海关的真相进行了歪曲。
为了避免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矛盾的激化，曾国藩甚至对于他们的无理要求也予以应允。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侵略者通过《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在中国增设了十个通商口岸。
但英国对此并不满足。
为了扩大经济侵略，后来英国人又进一步提出把安庆、大通、芜湖三处列为子口，以便英商装运茶叶出口。
当主持总理衙门事务的奕来函向曾国藩商询此事时，他一口应承，并说：“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用兵之时则重敛众商之费，无事之时则由顺众商之请。
众商之所请，其国主无不应允，其公使代请于中国必允而后已……”
所谓“众商之所请……其公使代请于中国必允而后已”
，这无异于劝诫清廷，对洋商所提出的一切要求都必须承诺。
基于此，曾国藩对外商的走私也不敢处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商走私严重，多雇民船载百货驶赴长江下游，不纳厘税。
一次，安庆卡官员扣留英商二十余船，英人问讯，从上海派来兵舰一艘，并带来英国水师提督的照会进行恐吓。
曾国藩惟恐“肇生事端，即将扣留之船放去”
。
与此同时，曾国藩对在洋商保护下的中国不法商人的走私活动也采取姑息宽纵的态度。
他说：“洋船自入江以来，华民亦假托洋商包税漏厘，违抗官长，地方防碍，在所不免。”
“凡小事苟无大悻，且以宽缓处之。
……昨定茶厘、茶捐新章，亦因奸商挟借洋势百计绕越偷漏，吾既不能痛惩奸宄，姑就彼所乐而从者而立之制。”
“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
，这是中国古代开明的官员所极力提倡的，曾国藩也注重商业与国家、民生、军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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