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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认识通商做买卖的重要性，是从购买洋人武器开始的。
以期凭借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迅速剿灭太平天国。
但苦于财政紧张，此项经费无出，暂时搁置。
曾国藩看重容闳，也是因为他在通洋、经商方面有些心计。
通过容闳这次购买洋机器，曾国藩加深了通商贸易的认识，也对与读书做官之间的关系，做了平心的论说。
《孙子兵法》以精炼的语言概括了突破之计的各种妙用，这种突破不以大为大、不以小为小，关键就在于能够取得胜利。
曾国藩在人生的重要阶段，敢于去争机会，从不退缩，尤其是在代表大事上的问题上，更是如此。
这一点确实令人敬佩！
我们认为，一个人心中没有关心国事的精神，恐怕永远都会缩在个人的小圈之中，难以成大事。
都将军派兵四营来助守，固属可喜，而亦未必可恃。
凡危急之时，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他人者，皆不可靠。
恃之以守，恐其临危而先乱；恃之以战，恐其猛进而骤退。
幸四营人数不多，或不致搅动弟处全局，否则彼军另有风气，另有号令，恐非徒无益而反有损，弟宜谨慎用之。
意为：
都将军派了四个营的兵前来协助防守，自然值得高兴，但也不一定可靠。
凡是危险的时候，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
依靠别人来防守，可能到了危急的时候会先乱；依靠别人进攻，可能会因为猛进而导致失败。
幸好四营人数不多，也许不至于搞乱弟那里的全局。
否则，这部分军队会有另一种风气，另有号令，只怕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导致损失。
弟用他们要谨慎。
的确，危急之时，要靠自己去争取机会，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曾国藩主张在定和议、不启兵端的前提下，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经济侵略采取妥协的态度。
他说：“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
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不宜在此等着眼。”
从这一思想出发，曾国藩主张对外商走私、关税等问题放松限制。
英、法两国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天津条约》后，在我国增开了牛庄、登州、汉口、南京、镇江等十个通商口岸，同时降低了进出口商品的税率，使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取得了更有利的条件。
随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逐步加强，关税逐渐成为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项目。
《清史稿》称：“迄于同治，岁入之项，转以厘金、洋税为两大宗。”
但“洋税”
的收入究其实质不过是西方进行海盗式的狂搜滥掠之后留下的唾余而已。
即使对这一点点“唾余”
，他们仍不放过争夺的机会。
早在咸丰四年（1854），外国侵略者利用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机会，窃取了上海海关管理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他们把上海海关的办法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从而完全把持了中国海关。
在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与庇护下，外商走私、逃税情况十分普遍，对清政府的关税收入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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