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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1857年，曾国藩声望日炽的时候，清政府接到曾国藩的有所请求的奏折、奏片后，却置若罔闻，不问不理。
曾国藩被装进了闷葫芦。
对于清廷的这种装聋作哑的做法，曾国藩自有妙策，他很快上了一个《目疾请假折》。
他说：“微臣现患目疾，恳恩赏假一月。”
所谓“臣现患目疾”
，是“政治病”
，是借口生病，表示倦勤。
其实，他在赏假的一月中，是在等候清政府将李续宾、杨岳斌部湘军拨还给他，由他指挥湘军进攻九江。
一个月早已过去了，清政府对他的请求依然搁置不理。
曾国藩满心委屈，一肚皮怨气。
1857年2月27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死湖南湘乡原籍。
3月6日，他在江西瑞州军营得到他父亲的死耗，半是哀伤，半是怨恨，想起清政府对他不公、不平的待遇，无以自解。
3月11日，曾国藩上《报丁父忧折》，不待清政府准假，他就与曾国华从瑞州回籍奔丧，对江西军务来一个撒手不管。
清政府对于曾国藩的这一做法也不深究，赏假三月，在家治丧。
7月26日，曾国藩上《沥陈下情恳请终制折》，奏请开去兵部侍郎署缺，恳请在籍守制。
曾国藩本来想利用父丧在籍守制的机会，向清政府要挟给予湘军与绿营兵同等的地位与待遇，给予他总督、巡抚的官位。
谁知8月8日，清政府批准了开去他兵部侍郎署缺，命令他在籍守制，实出他意料之外。
论者每以曾国藩因争个人的地位、权力而上《恳请终制折》为不智，殊不知曾国藩所争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权力地位，他同时在为湘军争地位、争待遇，而争他个人的权力、地位，又是与整个湘军的地位与待遇是互为表里的。
所以，他被消除兵权后，尽管受到外界的讥评、嘲笑与责骂，却激起了全体湘军官兵对他的同情与爱戴，使他在湘军中的威望空前提高。
1857年8月，湘军第一员大将李续宾致书曾国藩说：一旦攻克九江后，“或攻皖省，或援豫章，先生不出，咏公（胡林翼，字润芝）不来，续宾何敢独行前往？虽有厚庵、雪琴（杨岳斌，字厚庵；彭玉麟，字雪琴）同志，而水陆途分，且不能咨商群帅，难言之情，愿先生教之。
盖蒙先生让我出山，仍当恳请带我归里”
。
曾国藩人在湘乡，所部将领与他书札往返不绝。
曾国藩被消除兵权后，成日“格物穷理”
，没有“格”
出他被消除兵权的真正原因，在家中又气又恼，愤愤不平。
他写信给邵懿辰发牢骚说：“考经典中言夺情事，惟《公羊传》较详，孔子以三年之丧而从其利，微示讽戒，则固未深许也。
后世夺情，大约君固留之，臣固辞之，两尽其道，未有君以为可去，臣自请夺情者也。
近世官场，丁忧率不回籍，或奏、或咨留营、留省，自请夺情，习为常例。
鄙人不幸，两次夺情，皆介乎可去可留之间，进退之际，茫无依据，至今惶愧。”
他在为自己父母的去世在籍守制，而咸丰帝没有命令他夺情而鸣不平。
曾国藩在家守制愤懑不平，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曾国藩脱离部队后，他时刻在怀念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湘军，如他所说：“江右军事，刻不去怀。”
进而悔恨自己办事“有初鲜终，此次又草草去职，致失物望，不无内疚”
。
想到这些，“夜间终不能酣睡，心中纠缠，时忆往来，愧惶撞扰，不能摆脱”
。
他在籍守制一共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去职失权，迫切地期待着有朝一日，咸丰帝命令他重新走上前线，重掌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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