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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即凡事没有主见，犹如一个木偶，就会任人摆布。
他提倡凡事要敢争，尤其是在生死交关、功败垂成时，更要辨明曲直成败，如果一切盲从，后果当然要自己负。
曾国藩制“内圣”
法修习得一身正气，耿耿峻骨，从未推诿责任或瞻前顾后，那股倔强之气无时不在胸中，令人慨叹。
他自到翰林院后，直到死时，鞠躬尽瘁，严于克己，坚贞自守，不仅仅是那个时代所罕见的，即使与古代的贤臣相比，大概也不在其下。
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以一在籍侍郎的身份，练团训勇，他常说，越是外境艰难，就越需要有坚定的意志。
待到转战江西之时，处境更加困窘，事态发展不如人意，一切行动大都叫人动容；一分钱一粒粮，不苦心经营，就不能获得；一将弁一兵勇，不苦心训诫，就不能参战。
曾国藩正是在这困苦不堪之中，树立起坚忍不拔的意志，终于训练出一支劲旅，歼灭了“流寇”
，辅佐了皇上的中兴之业。
虽说在困苦忧患的环境中，可以造就一个人的高尚德行与高超技能，不顾外界压力而坚持下去，可以增长人的才智和能耐，但当初艰难创业的时候，确实得有一股“内圣”
的顽强挺劲。
曾国藩有三军不可夺的大志，枕戈寝甲，卧薪尝胆，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终于能以寡御众，化险为夷。
待到事态完全稳定之后，他对同僚和友人说：“前人有句话叫‘爱能伤人’，我在这几个月里，简直是心碎胆裂了！
幸亏倚赖我们国家的鸿福大运，才没有死去啊！”
然而他后来一病不起，可以说尽其精力已经达到心力交瘁程度了。
他的幕府僚属、将佐士兵，从读书人而晋升为封疆大吏，从小官吏而授以重镇，无愧于“平乱”
之才，他们的声名也是家喻户晓的了。
自太平天国到捻军起义，分布多达17个省，用兵足有20余年。
曾、胡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总战略上也确实以这种稳健、坚韧的风格实行的。
不管朝廷有何种意见，军中有何种想法，不论太平军方面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他只是一味地从长江上游向下游压下来，由九江、安庆最后到天京，最后剿灭了太平军。
曾、胡所统带的湘军，人数一直不多，初时不过二万，最盛时也不过十数万，远远抵不上太平军。
况且，他们本钱有限，不能轻易冒险，自然趋于求稳。
虽从另一方面说，湘军不论从其军队素质，武器装备，以及物质供应诸方面都要优于太平军。
但一般来讲，处于劣势地位的非正规军队往往要借助机动灵活和人数众多来弥补其战术上的不足，而采用稳健战法恰是其克星。
所以蔡锷评论道：曾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他们的敌手并非节制精练之师，又兼人数众多，兵器又没有今日这样发达，没有骑兵和炮兵，耳目不灵，消息不便，攻击力相对薄弱，常常受地形地物的局限，进攻精神不易发挥。
所以曾胡所为，确为因时制宜的好办法。
曾国藩自从统率军队以来，就没有生还的打算，所以经历种种危难，他的湘军阵亡的文武官兵，以按在册所记载的，就多达一万多人。
咸丰八年（1858），三河镇战役中，他的胞弟曾国华随李续宾征战，使用单骑冲击敌阵的方法，不幸陷阵而死；同治元年，雨花台战役中，他的胞弟曾国葆在击退太平军几天之后，竟然劳累而死。
而曾国藩与各位兄弟均在军中，出征迎战则督促兄弟们勇往直前，论功行赏却要求兄弟们甘居其后。
后来他是深深懂得功成名就之际，难于善始善终；常常因地位高于大家，权力重于别人，怀着拥有大名不见得是好事的恐惧。
所以一旦受到不同寻常的赏识和宠遇时，就更加感到居此高位要越发恭谨。
这样说来，曾国藩如果不能在人生关口上挺过来，不能善始善终地对待自己，那么就会遭到人生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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