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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团而兼练者必主营哨,发口粮,可防本省,可剿外省,即今日官勇之法。”
他没有机械地执行清政府的命令,也没有盲目仿效前人,照抄邻省,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打着办团练的旗号另搞一套,志不在团练而在建军。
应该说,曾国藩的政治眼光还是高出清政府和当时的平庸同辈的。
曾国藩集练的湖南官勇第一次出省作战,是在1853年赴援江西之行。
这年夏天,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奉命帮办江南军务,由湖北广济前往江南大营赴任,行至九江,惊闻太平军欲攻南昌的消息,急忙赶到南昌城中助守,以所带兵勇过单奏请增援,曾国藩奉命与湖南巡抚骆秉章商定,派勇三千六百人分三批启程,前往南昌。
结果带兵书生心狠手拙,在南昌城下遭太平军伏击,死骨干七人,兵勇七八十人,罗泽南的门生多人毙命。
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且喜且忧。
喜的是书生临阵敢战,远胜绿营员弁,亦证明他不用营弁,纯用书生带兵的办法切实可行;忧的是初集之勇尚不善战。
当时罗泽南带往江西的一千湘勇,也只有一营受过训练,其它两营皆是未练新勇,而这些新勇一战全丧。
从此曾国藩更加重视对新勇的训练,把它看作决胜的基础,这给他镇压农民起义也打下了基础。
湖南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等正准备起义,就被曾国藩的军队残酷镇压下去,使湖南成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基地。
然而曾国藩镇压会党,得到的是“曾剃头”
、“曾屠户”
之类的诨号,各种诅咒传遍湖南,致使对他追随很紧的李鸿章等人都为他担心。
因为曾国藩的一些作为,威胁到了一些地方官吏,所以他们也处处与曾国藩过不去。
1854年湘军攻占武昌后,处于悲观失望中的咸丰皇帝倍受鼓舞,看过捷报后,立刻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并在奏折上批道:“览奏感慰实深。
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
他还眉飞色舞地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
某军机大臣在此时进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
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咸丰听罢,“默然变色者久之”
,再不肯把地方督抚大权交给手握重兵的曾国藩,使其六、七年内一直处于客军虚悬的地位。
恰在此时御史沈葆桢上一奏折,要求曾国藩乘胜东下。
咸丰皇帝便趁机收回成命,赏给曾国藩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
而鄂抚一职则由曾在湖南屡次与曾国藩作对的陶恩培担任,其未到任前,由刚刚因曾国藩攻占武昌而从“署理”
转为“实授”
的湖广总督杨霈兼任。
刚收到令其署理湖北巡抚的谕旨时,曾国藩还有意推辞一下,免得由于丁忧期间立功受职而为人讥笑指责。
然而,曾国藩的辞谢奏疏还没有送到北京,咸丰帝就改变了主意,并已收回成命。
更可笑的是咸丰帝在曾国藩的奏折下批道:“朕料汝必辞。
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
并倒打一耙说:“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
著严行申饬。”
曾国藩攻占武汉,远远观望的荆州将军官文和署理湖督杨霈皆得重赏,而他本人不仅未得到地方实权,还受到“严行申饬”
,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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