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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弟回籍之折，余斟酌再三，非开缺不能回籍。
平日则嫌其骤，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二是裁减湘军十二营，同时将赴援江西的江忠义、席宝田两部一万余人和鲍超、周宽世两部两万余人均拨给沈葆桢辖制。
这样，曾国荃所部仅只剩几千人了。
三是奏请停解广东、江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厘金至金陵大营，减少自己的利权。
纵观三条，都是曾国藩的“韬晦”
之计。
他在金陵攻克前还“拟于新年‘同治二年’疏辞钦差、江督两席，以散秩专治军务，如昔年侍郎督军之象，权位稍分，指摘较少”
。
虽然后来曾国藩没有疏辞钦差大臣和两江总督，但上述三条措施，正中清朝廷的下怀，使清朝廷骤减尾大不掉之忧，因而立即一一批准。
针对曾国荃奏请回籍调理，并部敕散勇南归一折，七月二十七日上谕说：“该抚所见，虽合于出处之道，而于荩臣谋国之谊，尚未斟酌尽善。”
仅仅表示了一番朝廷的“存问”
。
及至曾国藩于八月二十七日代曾国荃正式奏请“开缺回籍调理”
时，很快便得到九月初四日的上谕的批准，其间仅仅七天！
曾国荃粗鄙，不能理解阿兄与清廷之间在政治上的这种交易与默契，对于开缺浙江巡抚大为不满，竟在阿兄移驻金陵，大会宾客之时，一腔牢骚，满口怨言。
后来，曾国藩回顾此事，对赵烈文说：“三年秋，吾进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
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
其实，不止曾国荃，当时朝野上下，深刻地领会曾国藩这种韬晦之计的能有几人？在大喜的日子里，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能敏锐地看到险象，又天衣无缝地消除隐忧，在这方面，曾国藩显示了过人的清醒与惊人的才能。
但是，应该再补充一笔。
曾国藩实行韬晦三计，实出于无奈，并非衷心如此，故私下仍不免发点牢骚。
金陵城攻克后的一年多时间中，曾国荃蛰居乡村，身体有病，思想有病，“面色黄瘦”
。
同治四年六月初三日，曾国藩在安徽临淮接到家信，“悬系之至”
，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立非常之勋绩而疑谤交集，虽贤哲处此，亦不免抑郁牢骚。
然盖世之功业已成矣，寸心究可**自怡，悠悠疑忌之口只可付之一笑，但祝劳伤积湿等病渐渐减轻耳。”
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曾国藩违心地实行韬晦三计，获得的是什么呢？除了能苟全性命于乱世之外，便只能是自怨自艾，**自怡了。
虽然如此，清廷对湘军将领们的疑忌是无时或释的。
因此，俞曲园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向彭玉麟进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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