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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又深恐自己骤遭不测之灾，甚至杀身之祸。
他写道：“予自‘十一月’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
“日内思家运太隆，虚名太大，物极必衰，理有固然，为之悚惶无已。
读陶诗《饮酒》诸篇，为之心折。”
陶渊明在《饮酒》诗中说：“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
……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
这位“结庐在人境”
、闲适冲淡的陶渊明，竟然在千多年后引起了身处千军万马之中、书牍旁及的曾国藩的共鸣。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如陶渊明一样，“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
，而仍然在调兵遣将，用尽心机，日夜盘算着围攻天京的“大业”
。
他一只眼盯着太平军，另一只眼又不得不盯着满清朝廷。
于是，他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上疏说：“臣自受任两江以来，徽州失守，祁门被困”
，并且“受命年余，尚无一兵一卒达于苏境，是臣于皖则无功可叙，于功则负疚良深”
，“至于安庆之克，悉赖鄂军之功，胡林翼筹画于前，多隆阿苦战于后，并非臣所能为力”
。
他把自己无功受禄数落了一顿之后，又把攻克安庆之功，完全算在满人多隆阿身上，而绝不提曾国荃，这实在是用心良苦。
接着他又说，左宗棠“其才可独当一面”
。
朝廷可令他督办浙江全省军务，自己则“无庸兼统浙省”
。
他这一奏请，一方面固然是信赖左宗棠，而自己“遥制浙军，尚隔越千里之外”
，确有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对朝廷中新当权者的态度的一次试探，慈禧等人当然也看透了曾国藩的心计，在十二月十四日的上谕中，令他对节制浙江军务一事，“毋再固辞”
，并且说他“谦卑逊顺，具见悃忱真挚，有古大臣之风”
，着实把他赞扬了一通。
自然，这尚不能使曾国藩放下伴君如伴虎的那颗悬悬之心。
所以刚过了春节，他又于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上疏再辞节制四省军务之命。
他在奏折中写道：“所以不愿节制四省，再三渎陈者，实因大乱未平，用兵至十余省之多，诸道出师，将帅联翩，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
他摆出一副悲天悯世的架势，以防止外重内轻的议论来消除朝廷的疑虑。
其实，自咸丰军兴以来，团练四起，权在督抚，清朝廷早已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而湘军在当时尤有举足轻重之势。
这点，朝廷清楚，曾国藩更加清楚，只是薄薄的窗纸无需捅破，因为一方要利用另一方镇压太平天国，另一方则要利用对方的威势来保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的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为自己谋求进身求利之阶。
正月二十三日的上谕说：“当此，江浙军务吃紧”
之际，“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
甚至加封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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