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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
弟以后若到长沙、衡州、湘乡等处，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
此阿兄阅历极深之言，望弟记之。
意为：
凡是官运极其旺盛的时候，子弟去办理公事格外顺利，一说话众人都附和，但闲话也就是从这里产生，怨恨诽谤也从这里兴起。
你我兄弟应该在极为旺盛的时候提前作好衰落时的设想，应当在百事顺利的时候预见到衰落时百事不顺的情景。
弟以后如果到长沙、衡州、湘乡等地方，总是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件大事。
这是为兄阅历世事有了很深体会而说的话，希望弟记住这些话。
这种身在盛时，却要做衰时准备的观点，表明曾国藩只求平稳退路的处世哲学。
这个观点，我们将在以后还要谈到。
在大力推行河防之策的伊始，曾国藩觉得这确是“剿”
捻的良策，同时他也预料到，失败必然会遭致来自各个方面的非议。
曾国藩曾在给刘铭传的书牍中写道：
办捻之法，马队既不得力，河防即属善策，但须以坚忍持之，假如初次不能办成，或办成之后，一处疏防，贼仍窜过沙河以北，开、归、陈、徐之民必怨其不能屏蔽，中外必讥其既不能战，又不能防。
但他坚信，只要目标一定，坚韧不拔，“总可有志竟成”
。
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风波磨折，必有浮议摇撼。
从前水师之设，创议于江忠烈公；安庆之围，创议于胡文忠公。
其后本部堂办水师，一败于靖江，再败于湖口，将弁皆愿去水而就陆，坚忍维持而后再振；安庆未合围之际，祁门危急，黄德糜烂，群议撤安庆之围，援彼二处，坚忍力争而后有济。
至金陵百里之城，孤军合围，群议皆恐蹈和、张之覆辙，即本部堂亦不以为然，厥后坚忍支撑，竟以地道成功。
此次，捻军冲过贾鲁河以北、开封附近的防线时，在曾国藩看来并非是河防之策的失败，同以往谋举大事一样，应需坚忍维持。
但当捻军从苦心经营的防线上呼啸而过时，曾国藩再次成为攻讦和参劾的中心，“山东、河南民士习见僧王战者，皆怪曾国藩以督师大臣安居徐州，谤议盈路”
。
致使他寝食难安，“病盗汗舌蹇之症”
，日益加剧。
随后，他奏请两江总督李鸿章携带两江总督关防，驻扎徐州，“专顾本辖之徐、海、淮、泗各府，并与山东抚臣商办山东军务。
……俟东路军务稍松，仍当回驻金陵或驻清江，竭力筹饷，乃足以固军心而维大局”
。
并“请旨饬下湖北抚臣曾国荃，遇河南紧要急时，携带关防，移驻南阳府，与河南抚臣商办军务。
豫事稍松，仍当回驻德安，或回武昌，兼筹饷项”
。
清政府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请求，但谕旨中却申饬道：各省巡抚自应协商防务，联络声势，“迅扫狂氛，惟曾国藩总理，尤宜通筹全局，毋得推诿地方督抚，致军事漫无纪律”
。
朝廷的谴责使曾国藩心里大为不悦，僧格林沁“剿”
捻四年有余，最终导致全军覆没。
而自己“剿”
捻不满二年，胜负难分，捻军突破了贾鲁河防线，并不意味着河防之策不可行。
仅凭这一点即遭严厉申饬，于情于理都令人难以服气。
由此也不难看出清政府对他态度的冷淡，一时间曾国藩心灰意冷，他已做好了卸任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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