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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辗转思虑，不知所措的时候，车厢外面有人敲了两下门。
我赶快坐起来，出现在门口的这位瘦高个儿正是我担心见到的人。
这时他显得非常随便，像老朋友似的，邀我上餐车去吃晚饭。
我只得随着他走进餐车，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来。
那时餐车都是吃西餐，价钱很贵，就餐的人很少。
我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谈。
王昆仑很健谈，同我谈高尔基，谈果戈理，谈托尔斯泰，好像他知道我最喜欢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好像我的作品他也都读过似的那样熟悉。
我慢慢竟忘记了我当时的处境，我的不安，好像遇到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我也忘记了孟君曾对我的冷淡，忘记了他是孟君的新的爱人；又好像我过去不是和孟君熟，而是和他王昆仑熟一样的。
谈话中他好像在为我设想似的，说：“你要做高尔基是困难的，因为你没有生活，但是你可以成为果戈理，你可以写官僚社会，我就是一个官僚，我还可以介绍你许多人物、许多官僚，许多材料、腐朽的官僚阶级的生活……”
自然，我不会听从他的，走进他的官僚阶层；但他的表情，他说这些话时，那种坦然，率直的神情，却是很吸引人的。
我们已经吃完了这一顿美好的晚餐，我完全忘记了刚见面时的那种担心，局促与不安，觉得餐车上的饭菜真好吃呀，当我们喝最后一杯咖啡时，王昆仑仍像一无其事的样子，指点我看看稍远一点的餐桌。
不知什么时候，那里坐着四个人在喝酒。
王昆仑说：“很可能你到北平的消息明天就要见报了。
那四个人里面有一个《晨报》的记者。”
他说话的语调很平淡，好像在说一件极不相干的小事。
我却几乎跳了起来：“那怎么成呢？”
我又傻了。
王昆仑又轻松地说：“我可以对他说：要他暂时不发这条新闻。
你不是在北平停两个星期吗？我告诉他过两个星期以后再发。
报纸会把这当着一条重要新闻，完全禁止是禁不住的。”
我只好央求他：“请早点对他说吧。
最好不发新闻；一定要发，就晚一点，越晚越好。
我有许多说不出来的苦衷呀。”
到了北平以后，王昆仑还特意到李达家里来看我。
我虽然感谢他在火车上表示的对我的关心，也很愿意听他谈话，但又总存有一分疑惧和戒心。
两个星期后我回到了南京，他又与他的妹妹王枫同来苜蓿园，那时我就不想多敷衍他了。
后来，一九三七年春天，我在延安时，冯雪峰从上海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我见到他，同他谈到王昆仑，他说那时他同王昆仑便已有联系，说王昆仑同我们的关系很好。
这些关系真把我弄糊涂了，我一时什么也看不透，什么也不理解。
难道真是这样？直到一九八〇年四月，我在《鲁迅研究动态》看到楼适夷写的《为了忘却，为了团结》一文的附注，才知道，果然早在一九三六年七八月间，在上海潘汉年那里，他们就已经互相认识了。
全国解放以后，我曾很想和王昆仑详细谈谈那时的生活，但一直没有机会和他叙旧，问清这些似乎是很难理解的谜。
八四年二月在北京朗诵艺术团举行的一次晚会上，我又遇见王昆仑了。
问他这段往事，他说：“是的，那一年我同你乘同一趟火车到北平的，可是许多事都记不清了。”
我真感到遗憾，但已没有法子了。
直到八五年他逝世后，从他的生平介绍中，我才第一次知道，早在一九三三年，他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了。
王昆仑同志，现在我就用这一段文字来纪念我们在那次北上车厢里相遇时的同志式的友谊吧。
这天清晨，我在前门车站雇了一辆人力车，赶到复兴门宗帽胡同三号。
我跨进大门，直奔外院的北屋。
王会悟刚从**起身，还没扣好衣服，一见是我便大叫起来；她的孩子们也都从里屋跑出围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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