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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九月，在一次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座谈会上，有个旁听的来自台湾的中国学生站起来挑衅地质问我们，为什么要抓人？为什么抓魏京生？等等。
保罗不等我们回答便站起来说：“大陆抓人比台湾少，是台湾抓得更多。
难道不是这样吗？”
隔了一会，那个台湾学生又红着脸发言，指责保罗以一个美国人，却偏袒“大陆”
，问他有什么证据这样说。
这时保罗刚刚走出了会场，聂华苓马上站起来说：“保罗当然有证据这样说。
要提问题，应该当保罗在场的时候，当他的面提。”
这时，一个外国作家，大概是希腊人，也站起来说道：“报纸上人人都可以读到的，陈文成教授在台湾惨死，不是事实吗？还要什么别的证据？”
这才堵住了这个台湾学生的嘴。
这样的事例并不是绝无仅有。
埃及总统萨达特被刺杀事件发生后，写作中心便不得不把原定的报告中东文学的一次座谈会取消，因为怕在会场上引起群众性的冲突。
我们参观农场时，农民向我们诉说，他们一年辛苦，丰收了，可是粮价压得很低，而且卖不出去，只好喂牲口；农业机械价格贵，又面临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竞争；教育经费、社会福利基金减少，老百姓对这些很有意见。
保罗是同情的。
他自己也对我们说，里根政府继续卖武器给台湾是愚蠢的。
我还要说这个美国人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
有一晚，我们在他家里聊天，已经十一点了。
听到门铃响，保罗去开门，带进来一个年轻的姑娘，她来这一带找亲戚，天黑了，找不到，就敲门问路。
保罗说了一句：“请等一等。”
便进屋脱下睡衣，换好衣服出去，开车陪送那位不认识的姑娘找亲戚去了。
聂华苓笑着告诉我们说，王蒙前年曾经给保罗做过一个鉴定，说他“出身好，劳动好，群众关系好”
。
王蒙说得对，保罗的劳动的确是好的。
去年他七十三岁，每天都要把一个或两个很大的垃圾袋搬到山下去；屋顶漏了，他自己上房；地板坏了，他自己修理；扫院子，剪草坪，把院子里的枯树锯倒，劈开，垒整齐，留到冬天烧壁炉，既有风趣，又可省电。
这种自己动手的习惯，不只保罗这样，我看到的很多美国人都是这样。
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他们的父辈大多是劳动人民，即使很多人后来富有了，甚至成了政府官员、学者教授，但并不都摆官架子，大多数还是像普通人那样，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动手去做。
过去保罗负责国际写作中心时，聂华苓帮助他，是他的助手。
现在聂华苓负责了，保罗是她的顾问，也是她的助手。
保罗的美国式的求实精神，影响了聂华苓，而聂华苓的中国式的细腻大方也为国际写作中心增加了更多声望。
聂华苓虽然入了美国籍，是爱荷华大学的一个教授，但实际是一个非常中国式的中国人，一个讲究人情，殷勤能干、贤惠好客的中国妇女。
有时她好像一个干练的工作人员，一个善于应对的交际家，但实际她还是一个作家。
她有作家的敏感，有作家的坦率与热情。
她经过风霜而没有怪癖，很能随和而从不盲从。
她从事艰难的事业但又很乐观。
她的坚毅的工作精神和爽朗的笑声，都是非常动人的。
凡是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都很自然地对祖国怀抱着强烈的希望，希望祖国繁荣强盛。
但同时也存在着对祖国的不十分了解，有的人因时间、地域、知识等等的原因以及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产生了一些怀疑，特别是由于十年浩劫，“四人帮”
的大破坏和某些反共反华专家的肆意渲染，使我们在世界一部分人中留下很坏的印象。
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别人都能完全同我们自己一样，同我们走过几十年战争历程的老党员那样，理解那深藏在我国各族人民之中的力量和美德，以及共产党的伟大作用。
现在许多外国人，或在外国生活的中国人，都愿意同我们亲近、友好，增加了解，发展友谊，这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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