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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我们文坛上可歌可泣的、少有的动人佳话。
秋白这一时期的工作成绩是惊人的，他矢志文学的宿愿在这时实现了。
我想，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称心的时代，是黄金时代。
在这个期间，我在鲁迅家里遇见秋白一次，之华同志也在座。
一年来，我生活中的突变，使我的许多细腻的感情都变得麻木了。
我们之间的谈话，完全只是一个冷静的编辑同一个多才的作家的谈话。
我一点也没有注意他除此之外的任何表情，他似乎也只是在我提供的话题范围之内同我交谈。
我对他的生活，似乎是漠不关心的。
他对我的遭遇应该有所同情，但他也噤若寒蝉，不愿触动我一丝伤痛的琴弦。
但世界上常常有那么凑巧的事：一九三二年“一二八”
后，我要求参加共产党，很快被批准了。
可能是三月间，在南京路大三元酒家的一间雅座里举行入党仪式。
同时入党的有叶以群、田汉、刘风斯等。
主持仪式的是文委负责人潘梓年。
而代表中央宣传部出席的、使我赫然惊讶的却是瞿秋白。
我们全体围坐在圆桌周围，表面上是饮酒作乐，而实际是在举行庄严的入党仪式。
我们每个人叙述个人入党的志愿。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说的主要意思是，过去曾经不想入党，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就够了；现在感到，只做党的同路人是不行的。
我愿意做革命、做党的一颗螺丝钉，党要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党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潘梓年、瞿秋白都讲了话，只是一般的鼓励。
《多余的话》
我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是在延安。
洛甫同志同我谈到，有些同志认为这篇文章可能是伪造的。
我便从中宣部的图书室借来一本杂志，上面除这篇文章外，还有一篇描述他就义的情景。
我读着文章仿佛看见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自然不能完全排除敌人有篡改过的可能）。
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的熟悉啊！
我一下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
在那些信里他也倾吐过他这种矛盾的心情，自然比这篇文章要轻微得多，也婉转得多。
因为那时他工作经历还不多，那时的感触也只是他矛盾的开始，他无非是心有所感而无处倾吐，就暂时把我这个无害于他的天真的、据他说是拥有赤子之心的年幼朋友，作为一个可以听听他的感慨的对象而忘情地剖析自己，尽管是迂回婉转，还是说了不少的过头话，但还不像后来的《多余的话》那样无情地剖析自己，那样大胆地急切地向人民、向后代毫无保留地谴责自己。
我读着这篇文章非常难过，非常同情他，非常理解他，尊重他那时的坦**胸怀。
我也自问过：何必写这些《多余的话》呢？我认为其中有些话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话柄，发生误解或曲解。
但我决不会想到后来“四人帮”
竟因此对他大肆诬蔑，斥他为叛徒，以至挖坟掘墓、暴骨扬灰。
他生前死后的这种悲惨遭遇，实在令人愤慨、痛心！
在“八七”
会议以后，秋白同志在估计革命形势上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说得非常清楚，是极为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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