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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著，更多的“考古发现”
开始浮出水面。
某个地方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中，被“重新发现”
了一份明代的地方志。
在这份地方志的“人物誌”
篇章中，有一段简短的记载：“吴铭，邑人，洪武年生，永乐初从郑和使西洋，屡有功，授百户。”
这段文字被拍成照片，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有人质疑这份地方志的真偽，但质疑声很快被淹没在更大的声浪中。
因为紧接著，第二份、第三份、第四份以及更多的“文献”
相继出现。
有的是私人藏书中的批註，有的是族谱中的记载，有的是地方志中的只言片语。
这些文献散落在全国各地，来自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载体。
但它们指向同一个结论——吴铭，確有其人。
郑和船队中，確实有过这样一个百户军官。
至於这些文献是“重新发现”
的还是“重新创造”
的，没有人去深究。
因为每一份文献都有出处、有来源、有保管单位的盖章，程序上无可挑剔。
这就是夏国的优势，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庞大而复杂的档案体系。
在这个体系里，“发现”
一份文献，和“创造”
一份文献之间的界限，有时候连专家都分不清楚。
第二波火力，来自歷史学界。
如果说考古专家提供的是“证据”
，那么歷史专家提供的则是“论证”
。
一个由多位知名歷史学者组成的“专家团”
，开始在各大媒体平台上发声。
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个切入点——郑和下西洋的歷史意义。
“郑和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这是不爭的歷史事实。”
一位头髮花白的歷史教授在访谈节目中侃侃而谈，“永乐年间的夏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航海力量，郑和船队的规模和航程，远远超出后人的想像。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永乐皇帝对有功人员进行封赏，赐予土地和爵位，是完全符合当时的歷史逻辑的。”
另一位学者从边疆政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大明一朝的边疆政策中，有一种重要的形式叫做『羈縻。
对於远方的土地，朝廷不直接设官治理，而是通过册封当地首领或派遣有功將领世守其地，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永乐皇帝將非洲的土地赐予有功將领作为世袭封地，符合明朝的边疆政策逻辑。
西极都督府的设立，很可能就是这种羈縻政策的產物。”
还有一位学者专门分析了那道圣旨的文本风格。
“我们对比了永乐年间多道真实圣旨的文本，发现吴天小姐展示的那道圣旨，在用语、格式、措辞风格上，与永乐年间的官方文书高度吻合。
比如『奉天承运皇帝詔曰的起首格式，『世袭罔替、『永镇斯土等用语，都是典型的永乐朝封爵圣旨的特徵。
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这道圣旨的真偽，是有充分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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