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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先生倡导和鼓舞下，许多爱国华侨参加了国民外交活动的行列。
最突出的是从事洗衣工作的华侨，在陶先生的启发和指导下，用很多小纸片，印上“请不要买日本货”
等内容，放在洗好的衣服口袋里，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陶先生后来还写了一首《衣联歌》勉励洗衣工人：“洗去中国的国耻，洗去世界的罪恶。
……兄弟们联合起来，拿出我们的真本领！”
当时华侨抵制日货非常认真，连小孩子都懂得宁可穿得破旧，也不买东洋布。
陶先生特为写了一首小诗：“好少爷，真不错，宁可裤子破，不买东洋货。
如买东洋货，没人嫁你做老婆。”
陶先生还和爱国华侨一道去做码头工人的工作，说服他们不要搬运军用物资到日本去，于是一方面大批日本货在美国卖不掉，另一方面码头上成堆的军用物资运不出去。
后来日本派了一个工头到美国去，找了两个工会都碰壁，又去找旧金山码头工会领袖卜立哲斯，也受到一顿严厉的教训，垂头丧气而去。
当时的中日宣传战，由于陶行知和进步人士以及广大华侨的共同努力，是打了胜仗的。
陶先生在美国从事国民外交，逐渐改变了有些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是懦夫”
的思想，转而尊重中国人。
他无论到何处演讲中国抗战情形，入场和出场的时候，听众都全体肃立，表示对英勇抗战的中国人致最崇高的敬意，在演讲的时候，一提到中国反抗侵略，听众即一致欢呼，一致鼓掌。
当时美国各派都有人同情并援助中国抗日，但各不相谋，后来看到中国人团结抗战和华侨的联合，也经常召开联席会议，商讨援华问题。
陶先生为了更好地说服美国人禁运军用物资给日本，曾在1937年11月和爱国华侨胡敦元、林霖、林雨苓等创办了一个“中华经济研究社”
，对日本军用材料来源及购买力进行研究，结果得知1937年美国运日本军用材料占日本进口军用材料总额的54.4%，从美国输入日本的废铁占输入总额的90.4%。
陶先生就用这些事实在各种集会上宣传，促进对日禁运。
1938年5月4日在洛杉矶5000人的集会上，陶先生又揭露“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人是美国军火帮助杀死的。”
在座的国会议员司各脱先生立起对听众说：“请大家记着，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人是美国帮凶而杀死的，凡不愿做帮凶的人请站起来！”
全场一致站起，表示禁运决心。
后来这个研究材料载入国会公报上，成为对日禁运的重要根据。
1938年3月，陶先生第四次到加拿大访问，从东到西，沿铁路线到处演讲、广播，或座谈，或教救亡歌曲。
4月14日，在华侨集中的温哥华市，由加拿大医疗界援华会主持召开大会，陶先生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
他首先感谢加拿大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支持，感谢他们募捐和征集医疗物资，派人支援中国人民作战，然后介绍中国人民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的情况，宣传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
当时温哥华市华侨抗日救国总会曾举行抗日救国大游行，汽车上的炸弹模型上面写着：“不要帮助日本侵略中国！”
加拿大的妇女团体也上街宣传禁运军用材料到日本。
这次访问加拿大，历时一个多月，对加拿大人民和华侨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
他本人演讲的门票收入和华侨捐款都寄到香港保卫中国同盟，托宋庆龄买医药用品转交白求恩医疗队。
解放后，加拿大进步人士来华访问时，还提起陶行知是中加人民友好的第一个使者。
四、联合旅外华侨及国际友人营救“七君子”
1936年11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七人在沪被捕，海内外爱国同胞和国际友人大为震惊激愤。
世界和平理事会曾于12月21日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分会委员沈钧儒等被捕提出抗议。
1937年初，陶行知在美国和冀朝鼎、陈其瑗、胡秋原、柳无垢、陆璀、李信慧等33人发起援救爱国七领袖及马相伯先生运动，发表《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揭露南京政府镇压抗日救国运动，并提出三点要求：一、立即释放爱国七领袖，并立即允许马相伯先生返沪；二，确认日本为全国之公敌，救国为国民之权利与义务；三、立刻对日抗战，切实保障人民救国运动。
并征得华侨300多人签名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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