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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二十六国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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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民外交使节
1936年7月11日，邹韬奋在香港主编的《生活日报》第一版上刊登了一条通栏消息，大标题是：“大众教育家陶行知今日出国”
，小标题是：“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考察英、法、德、意、土、苏联、美国新文化状况，宣传中国文化及救亡运动的实况，征求世界人士对太平洋集体安全的意见。”
陶先生对该报记者说明此行的目的任务：“我特别注意的是向会议报告中国的现状、中国大众文化运动和救亡运动的实况，以及中国大众当前英勇奋斗的事实。
我要借此次国际会议粉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国际上的武断宣传，让世界公正人士明了中国的一切。
自然我也要报告中国的新教育者如何在艰难困苦中，用教育的工具改变中国的实践。”
陶先生又谈到在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后，准备作世界旅行，以进一步达到上述的目的任务，尤其是要“唤起侨胞参加救国运动”
。
当时陶先生是上海文化教育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的委托，乘出国之际到世界各国宣传抗日反帝，动员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并争取国际友人的同情和赞助，所以当时进步人士都说陶先生是“国民外交使节”
。
出国前夕，陶行知在香港和他的亲密战友邹韬奋，对胡愈之起草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作了修改，两人先行签字，然后由韬奋持至上海与沈钧儒、章乃器作最后修正，7月15日四人联合发表。
8月10日得到中共中央的复信，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党派组织或个人合作……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这两个文件的发表，代表了亿万爱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起了振聋发聩、鼓舞人心的作用。
陶行知后来在巴黎全欧华侨救国联合总会成立大会上，又作了关于团结御侮的“再度说明”
，引起广大华侨的热烈反响。
热心为中国工农大众服务的教育家陶行知，当时作为抗日救国运动的群众领袖，作为全国救国会的代表，满怀救国热情，肩负起“国民外交使节”
的重任，走向世界，行迹遍及欧美、亚非26国，目的是把抗日救国联合战线的种子散布到世界各个角落去。
二、在欧洲参加一系列国际性会议
世界新教育会议与一般教育会议不同，是对教育事业持有一种新信念的人交换意见和进行研究的国际性机构，他们认定教育是创造新世界的一种工具，希望通过教育改变现实，创造新世界向前发展的条件。
因此这一会议讨论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教育。
陶行知先生于1936年7月31日到8月14日在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
这次会议共有50余国代表参加，中国被邀请的教育家共三人，陶行知是其中之一。
[3]在会上，陶先生报告了中国大众教育运动与救亡运动的实况，着重介绍了工学团与小先生制在运动中的作用，引起许多代表的注意和赞赏。
9月初，陶行知和钱俊瑞、陆璀在日内瓦参加世界青年和平大会以后，立即赶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
各国代表到会的有4900余人，中国代表团公推陶行知为代表团主席，并决定由陈铭枢、陶行知、王礼锡、胡秋原四人参加大会主席团。
陶行知还参加教育组会议，钱俊瑞参加青年组讨论，其他代表都参加分组讨论。
陶先生向世界拥护和平的人士报告日本破坏和平与我国民众为拥护和平而反抗侵略的救国运动，博得了各国代表的赞扬与同情。
大会结束时，陶行知被推选为中国执行委员，他又为中国代表团起草了一封致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书：“为使国际和平会议在远东更有效的发展，以及使这个运动在远东与西方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参与比京会议的中国代表诚恳地请求大会的常务会议尽速派遣代表到中国去，以资常务委员会与中国分会有以联系。
我们深信大会此举对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运动大有裨益，而为中国人民所欢迎。”
大会结束后，陶先生又和钱俊瑞、陆璀等于9月12日到达巴黎，受到中国学生会和华侨抗日救国会的热烈欢迎。
陶先生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讲，题目是《怎样才可以救中国》。
他说，我们首先要问谁是危害中国的敌人？他痛斥日本帝国主义5年来侵占中国大片国土，几千万同胞受剥削被奴役，强调指出“要救中国，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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