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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爸爸去世后，育才学校处于政治与经济上十分危难的情状，他挺身而出辞去了中国航空公司无线电工程较为优厚待遇的职务，完全投到爸爸留下的为祖国培养人才幼苗的育才学校的创办上来，实际上是承担了爸爸所留下的政治与经济上的重担。
二哥陶晓光从小热爱科学。
他迷之于科学，悟之于科学和爱之于科学是深受爸爸的影响。
1931年秋爸爸创办自然学园时，当时二哥晓光与三哥陶刚还在南京。
爸爸特给他们两人写来一信，在信中说：“祝你们努力向科学树上攀，攀得高高的，把那肥大的果子摘下来给全世界人吃，不要只顾自己吃得一肚饱，忘了树底下的民众。”
爸爸就是这样的教导我们要从小立科学救国兴世界的宏愿。
后来我们全家由南京搬到上海，二哥陶晓光整日的泡在自然学园，看儿童科学丛书，玩科学把戏，追求科学这一真理。
他特别爱玩电磁学、力学的把戏，观察昆虫生活，看天象，真是新鲜好玩极了。
此外他还自修一些基本课程，如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当时他才14岁。
夜间他还在爸爸的带领下与大哥陶宏及自然学园的先生们到马路广场和屋顶的凉台上去观看天空的星星，有时还在爸爸的带领下到野外去捕捉昆虫，捉了多种螳螂来观察验证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所述的螳螂**后，雌螳螂要把雄螳螂活活吃掉的趣事。
在自然学园的那一段科学学习与实践为晓光哥奠定了对科学发生兴趣的基础。
抗战爆发，晓光哥特写了《大众军事知识》一书为抗战效力，该书是由知识社及生活书店1937年10月出版的《战时大众知识丛书》之一。
1937年，晓光哥放弃了求学机会，在广西桂林第五路军修械所从事无线电技术工作为抗战效力。
广西当局曾在桂林数百里外的县里办起了为抗战培养人才的讲习班，晓光哥不辞辛劳十分认真的开出讲座。
他除了在1936年参加了进步救亡组织“国难教育社”
外，1938年他在桂林参加了爸爸发起和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生活教育社”
，并任地方工作队队长，1948年还在沪参加了“上海教育协会”
。
1940年起曾在成都航空委员会无线电制造厂为抗战效力。
抗战胜利前后曾在印度加尔各答中国航空公司从事无线电工作为中华航空事业作贡献。
在此期间他对爸爸的育才学校予以大力支持，建立了功勋，深受爸爸与育才学校的朋友们的盛赞。
在我的三个哥哥中以晓光哥与我相处时间为最长。
1933年慈祖母病逝后，慈母病重，是他一直照料着我，即由1933年至1939年，我由8岁到14岁，是他承担了对我的养育与教育，他还要照料病重的母亲。
“八·一三”
抗战后，上海租界变成了一座孤岛，是他带着我冲破日军海上封锁线，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转经苏北、武汉来到了广西桂林。
要不是他的保护，我将被留在上海当流浪儿，能否活到今天，很难说。
因此他不但是我的抚育神而且是我的保护神。
我所以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是与他对我的爱护与教育分不开的。
他的不幸逝世实为我陶家之巨大损失，也是我国陶研界的巨大损失，使我悲痛万分。
从此我们陶家四兄弟中只留下我一个了。
三位慈哥哥的伟大的真善美的爱的精神及他们损己舍家为人民的崇高精神是他们留给我用之不尽之无价之宝。
他们的相继逝世，对我这个尚留于世的陶行知先生的最后一个儿子来讲，为人民而奉献的任务是更重了。
七、三哥陶刚
三哥陶刚，幼名陶三桃，又名陶日新。
1919年11月22日生于南京。
1983年1月19日12时33分因积劳成疾患脑血栓症在上海市大场医院病故，享年6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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