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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1931年“九·一八”
事件后，我们全家迁到上海，当时我才六七岁。
我把祖母与爸爸给我的零用钱铜板，舍不得花，积起来到休假日，或节日上街时送给那些在马路旁跪在地上行乞的乞丐和他们的苦难的孩子们。
最使我深恶痛绝的是那些洋鬼子的走狗巡捕（警察）用警棍驱赶着他们，真不让人活了。
这哪里有天理啊！
这就是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闪着的真善美爱之光和燃烧着救劳苦大众及其孩儿的苦与难之火。
虽然我这样做是无济于事，但也体现了我在幼小时就开始领悟做人的大道理。
“九·一八”
事变及“一·二八”
战事的爆发激起了我的爱国热情和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汉奸走狗的无比痛恨。
由于身居上海公共租界，亲眼看到英、法、日、美帝国主义者是如何欺凌着我国人民，尤其是劳苦大众，更激起我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无比愤怒。
我在少年时代，非常热爱和平，十分痛恨德、意法西斯和他们发动的侵略战争，十分同情国外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八·一三”
抗战爆发，当时我才12岁。
为了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向上海市民宣传抗日，我与一位18岁的青年在上海街头合办起《抗日每日战报》，向市民报道我军捷报。
我还报名参加上海市商会童子军，请求上前线救护伤员，因年龄小未被批准。
1938年日本飞机每天轮番轰炸桂林，我亲自剪贴了日寇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图片，将之挂在桂林市七星岩的山洞里向数以千计的市民揭露敌人的暴行。
1939年，我在广西桂林临桂大村小学教小孩们画抗日画。
每天晚上我和新安旅行团（抗日少年宣传队）女团员徐沙白一同到附近农村，给村童讲抗日大道理，讲抗日故事，教唱抗日歌曲。
有时还一个人在夜里走好几里的黑路去向村童作抗日宣传。
在农忙时，我特地帮助抗日军属放牛和收割稻子。
1938年12月，我参加了爸爸创立的革命教育社团生活教育社，并参加了该社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
抗战胜利后，我是多么期望国内能实现民主与和平。
我在重庆九龙坡交通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学习。
自1946年至1947年夏，我一直积极参加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内的民主和平运动及进步学生运动，因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嫉恨，他们以交通大学整理委员会名义勒令我退学。
1949年上海、南京解放不久，为了在南京举办陶行知生平图片展览，我携带一整箱爸爸的相片与有关珍贵资料由上海乘火车去南京，车到丹阳站，恰逢国民党飞机空袭，我冒着敌机低空扫射的危险，将这一箱珍物抢运出离车站百余米处，我才趴下。
只见那敌机猛烈扫射，机枪射得我周围尘土飞扬，敌机飞得那么低，连敌机飞行员头部都能清楚看见。
我保护这箱宝贵材料安全无损地运到南京，并在宁展出。
真善美的爱力巨大无比。
这种伟大的爱力是我为人民而创造和奉献的源泉和动力。
12年来，我做了以下几件事：1.努力学习研究陶行知；2.大力宣传真善美的爱，宣传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及陶行知思想与其伟大精神；3.支持在一些省、市、地区、大、中、小学、企业及青少年中成立陶行知研究会及学陶组织，担任一些少先队包括行知中队的辅导员及行知实验班的顾问；4.发挥真善美的爱力，发挥爱国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运用爸爸的爱国主义教育、民主教育、现代生活教育、科学教育、创造及创业教育和终身教育等思想大搞高新科技培训；5.以伟大的真善美的爱来动员并组织社会上一切力量与青少年朋友们一道为“一代关心一代，一代胜似一代”
而努力奋斗、努力创造和努力奉献；6.挥谱高唱真善美的爱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歌曲、陶行知歌曲和少儿科学歌曲，唱出真善美的人生、真善美的祖国，唱出真善美的世界；7.以真善美的爱心，怀有爱国与爱人类的壮志向科学研究的高峰攀登，为中华科学巨树增添一片绿叶；8.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省人民政协委员，不辜负人民的重托；9.十多年来，我为增进中国人民与日、美、韩、苏、南、意、比、奥、德、法及澳等国人民的友谊与科学文化交流做了一些工作。
我利用一些国际学术会议，接待外宾、外国学者访华讲学以及通信或互赠书刊来开展国民外交活动。
[1]选自周洪宇等主编：《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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