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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陶行知办教育始终也是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服务的，在斗争中他总是身先士卒。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年，在创办晓庄师范学校这一时期，在教育方面他着手实践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在政治方面积极支持他的学生参加一九三○年“四五”
南京学生反帝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开进长江侵略我国的罪行。
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仇恨，敌人加紧迫害他，不久就强行封闭他的学校，杀害他的学生，并下令通缉他，逼迫他逃亡国外。
《全评》无视当时蒋介石下令通缉陶行知的史实，却武断地说陶行知“与反动统治阶级政权基本上没有矛盾”
。
可是通缉令却明明说“陶行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查有密布党羽冀图暴动事情”
，这能说陶行知与反动政权基本没有矛盾吗？这一时期蒋介石从反面教育了他，使他更加清楚地“认识了文化是政治经济斗争的武器”
，因而也更加自觉地把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跟民主革命联系起来，为了争取民主和平，建立新中国，他日夜奔走，发表演说，写文章，唤起人们的觉悟。
因此国民党反动政府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黑名单上把陶行知列为第三名暗害的对象。
陶行知这种为革命、为人民的献身精神，正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由陶知行到陶行知，看来只是一字颠倒，但这决不是简单的颠倒，而是标志着他的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马克思说：“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陶行知正是在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在求得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受到了教育，认识了辩证唯物论的真理。
他曾列举许多实例来说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说明个别和一般，具体和抽象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我们先从小孩子说起，他起初必定是烫手才知道火是热的；冰了手才知道雪是冷的；吃过糖才知道糖是甜的；碰过石头才知道石头是硬的。
太阳地里晒过几回，厨房里烧饭时去过几回，夏天的生活尝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热。
雪菩萨做过几次，霜风吹过几次，冰淇淋吃过几杯，才知道抽象的冷。
白糖、红糖、芝麻糖、甘蔗、甘草吃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甜。
碰着铁，碰着铜，碰着木头，经过好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硬。
才烫了手又冰了脸，那么，冷与热更能知道明白了；尝过甘草接着吃了黄连，那么，甜与苦更能知道明白了；碰着石头之后就去拍棉花球，那末，硬与软更能知道明白了。
凡此种种，我们都看得清楚：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这时，陶行知把他原来所信奉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的哲理倒转过来，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他的名字也由“知行”
改为“行知”
。
这就表明他和王阳明的主观唯心论彻底决裂，转到辩证唯物论的认识上来了，这就是他思想认识路线上的质的变化。
到四十年代初，陶行知对辩证唯物论的阐述更加明确和完整了。
他在一九四一年写的《育才二周岁前夜》一文中，正确地说明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人类与个人最初都由行动而获得真知，故以行动始，以思考终，再以有思考之行动始，以更高一级融会贯通之思考终，再由此而跃入真理之高峰。”
很显然，陶行知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前进着，他信奉马克思主义，并逐步深刻领会，融会贯通，把他的生活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实基础上。
在他的一些诗歌、演讲和文章中都渗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如一九四三年他写的《创造年献诗》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诗化了。
其中有一段：
“以为”
“武断”
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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