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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即学校”
的口号。
他主张教的目的应该根据学的目的，学的目的应该根据做的目的；教的内容应该根据学的内容，学的内容应该根据做的内容，教的法子应该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应该根据做的法子。
“做”
是什么呢？“做”
就是运用一切身上与身外的工具，运用古往今来的一切真知识，为了改善生活，改善社会，而在劳力上劳心。
他认为教育应该有计划地以这种劳力上劳心的做为中心，先生在“做”
上教，学生在“做”
上学。
同时这种“做”
的本身也就是广义的教育；对事是“做”
，对己是学，对人是教。
不可否认，有些人有些地方在实行他这个学说时，也曾经由于经验不足，认识不够，而常常发生过与不及的偏向，但我认为这决无害于陶行知思想在整个教育史上的伟大革命意义。
他不仅把教育从统治阶级御用的宝座上解放出来，交还给了人民，而且把教育从狭小的鸟笼里解放出来，交还给了大社会大自然，却又没有陷于放任自流的所谓“自然主义”
。
无疑的，陶行知思想在今后新中国教育之发展上会起很大作用的。
三
但陶行知先生的伟大决不仅在于他的教育思想上得进步，更重要的还是他永远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依靠人民，热爱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民主精神。
初回国时，他是一个平民主义者；在晓庄时代，他是全心全意为农民谋幸福的人；晓庄被封后，他更进而觉悟到工农联合之必要，也就更进而成为站在工农大众立场上的民主主义者。
爱大众，爱青年，爱儿童，特别是爱被剥削、被压迫、被埋没的大众、青年、儿童，差不多已经成为他的一种天性。
他毕生的精力，可以说都消耗在为大众谋福利的事业中了。
因为极端热爱人民大众，所以他就极端憎恨一切中外的剥削者与压迫者。
他体验到中国人民大众有两大公敌：一是外国侵略者，一是国内法西斯反动派的野心统治。
不打倒这些公敌，中国人民大众没有前途，他自己的社会革命理想和教育革命理想也没有前途。
因此，在他的后期，也就愈益和中国人民反抗中外法西斯的斗争不可分了，而且使他成为了站在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最前列的优秀导师之一。
为此，他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迫害，封闭他的学校，屠杀他的学生，下令通缉他，派特务监视他，造谣破坏他，封锁经济来源，以限制他的事业的发展。
然而他宁可忍受着最悲惨的生活，从来也没有向反动派低过一次头。
不仅如此，我觉得在他那一个社会群中，他也是群众观点最强的一个民主领袖。
他从来没有以领导者自居，站在人民头上，命令人民如何如何。
他总是站在人民中间，与人民互教共学，领着人民一齐前进。
他最懂得依靠人民是一切力量的源泉。
每逢他的事业遭受一次挫折，他总是进一步鼓舞人民的进步和革命行动，从来不幻想从对反动派的妥协中找寻出路，而压抑人民的进步。
就是在教育工作上，他也是最懂得依靠大众青年和儿童自己的力量的。
他不仅非常重视学生自己的自觉自治，而且他早就认识到依靠统治的权力来普及教育根本是不可能的，只有发动大众自己互教共学才有出路，这也就是他特别强调小先生制和传递先生制的原因。
应该承认，在他那个社会层里，能像他这样，有这样坚强的人民立场，人民观点，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在是难得的。
陶行知先生的伟大，决不仅是表现在他有伟大思想，首先乃是表现在他有伟大的立场、观点、品质，正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品质，所以他才会有伟大的思想。
1949年7月于无锡
[1]选自生活教育社编：《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第一辑），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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