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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以后又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奔走二十六个国家，促进华侨团结，呼吁国际支援，为抗日救亡作出很大贡献。
陶先生这一时期思想上的进步，行动上的坚决，对我个人也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我于一九三五年暑期随着晓庄七位同学回到安徽，他们参加了省教育厅普及教育辅导团，我到池州乡村师范任教务主任，主要是与当时山海工学团团长张劲夫同志作联系。
他那时是中共党员，从上海不断寄来马列书籍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以及新出版的杂志如《生活周刊》、《大众生活》、《新生》、《永生》杂志等给我。
这年寒假，我又回到上海，参加救国会在法租界一个中学里由陶先生主持的讲习会，听到邹韬奋同志对苏联情况介绍。
他从下午三点钟谈起，直到傍晚七时还不能散会，因为他既讲了他的观感，又为听众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我才了解他不但文笔犀利生动，而且口齿伶俐，语言动人。
我有了这些新鲜资料，在学校不断向学生作宣传，颇受到一部分学生的欢迎。
第二学期，我又约程今吾同志到校任教，这就引起了学校军事教官的注意，怂恿参加蓝衣社的部分同学向我施加压力，要我离校。
有一部分学生受到进步刊物的影响，对日抗战后，有的参加了抗日救亡组织，如李廷宏，也有一些后来参加了新四军或投身到延安去，如何心晳（杰之）、易贞庠等。
以后由王洞若同志介绍到桂林干校任教，在杨东莼同志和当时的地下党员对我的帮助下，我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四、管家巷与临江楼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广西的政治形势日趋恶化。
负责生活教育社的刘季平同志离开了桂林，留下一信，要我兼顾生活教育社的工作。
一天，有人向我说，生活教育社的招牌给中山纪念学校的校长摘了下来，送到贮藏室里去了。
我不大相信，因为这位校长是晓庄师范的同学，又是生活教育社的常务理事，怎么会在这个时候一声不响把招牌摘下来？但又不得不亲自去看一下。
果然，学校照常，这块招牌没有了！
当时只有新旅团长汪达之同志和晓庄指导员陆静山以及生活教育社社员高景之（女）尚在桂林。
我找达之同志商量，由我以清华同学的名义去找广西民政厅长邱昌渭，因为这是他管辖范围的事。
约好时间，我见到了他，他的答复是“招牌已下了，就不必再挂了！”
这才认识到，校长取招牌是经过厅长同意的。
我与达之同志联名，把这件事写信报告陶先生。
过了一些时候，陶先生来信要我去找当时广西行营主任李济深先生。
我找到李，他说这件事是广西省府的事，他不知道。
我们再写信给陶先生，将生教社移到重庆去。
陶先生交游广阔、胸怀宽广，但在晓庄被封闭时，一位特约小学校长与晓庄叛徒在一起作证杀害共产党员，后来升为河南鸡公山林园管理处的处长。
在上海普及教育促成会时期，陶先生辛辛苦苦募集来的经费，被一位叫张绍麟的拆白党拐款潜逃。
这次又遇到这样的一位门徒，实在令他痛心，后来我由桂林到重庆，听到马侣贤同志说，陶先生对此很恼火，并说我过于软弱，斗争性不强。
我把这一教训永远记在心头，终身引以为戒。
一九四五年四五月间，我全家由桂林撤到了重庆，在管家巷会见了阔别十余年的陶先生。
他面黄肌瘦，身体大不如前，而且显得很苍老。
他住的一间房子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书桌，四角还放了一些未发出去的《民主周刊》。
一见面，他就拿出一份打印的《两个中国之命运》给我看，要我利用休息时间仔细读读。
这说明他对我从政治上关怀，也说明当时的斗争很尖锐。
以后，我们商量好，把家属留在育才学校，我自己去外机关找工作，这年暑假中，我就到了清华中学任语文教师兼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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