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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夫子看到以后非常愤怒，冒着被特务逮捕的危险，致书《时事新报》，予以反驳。
陶夫子流亡到上海后，白天隐居在租界里，晚间常到秘密的约定地点，与晓庄师生碰头，并鼓励流亡到上海的地下党员及进步学生，“我们还要干”
。
同年秋，10余名先期被捕的晓庄地下党员学生，被国民党残酷杀害，使陶十分沉痛，在亲友再三劝告和催促下，逃亡到日本。
1931年3月，陶夫子从日本潜回上海，匿居在法租界里，作为一个“罪犯”
，既不能公开活动，也不能公开发表文章。
在朋友的帮助下，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翻译世界文学名著的出版合同，以译稿度日，可惜译稿和东方图书馆一起，被日本的炮火焚毁，一本都没有出版。
到了这年9月，处境稍有好转，如果用笔名，文章也可发表。
《申报》馆的史量才是著名的爱国报业资本家，对陶的处境深表同情，秘密聘请陶夫子为《申报》总管理处顾问。
陶夫子担任顾问后，向史量才提出革新《申报》的三项建议：第一，《申报》言论，态度必须鲜明；第二，增辟《读者通讯》，使《申报》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第三，《申报》副刊应和《申报》整体相一致。
这些建议都被史量才接纳。
《申报》发表的重要时事评论，大都由陶行知出点子、命题、列大纲，然后派人写出后再经他修改定稿。
1931年“九·一八”
事变后，《申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政治评论。
旗帜鲜明地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动员全国力量，一致抗日。
1932年上海“一·二八”
抗战时，史量才在陶行知等人的影响下，积极捐巨款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日战斗，并且担任抗敌自保性质的组织“上海地方维持会”
会长职。
当时负责史量才与陶行知秘密联系人马荫良在回忆文章中认为：《申报》的政治态度与陶先生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申报》支持进步势力和救亡运动，是由陶先生掌舵的。
1930年后，蒋介石对苏区发动了好几次“围剿”
，史量才向陶行知、宋庆龄、黄炎培、杨杏佛等征询《申报》对此事应持的态度。
被征询者都一致认为，《申报》在此紧急关头，应当表示鲜明的反内战主张。
最后，史约陶到寓所彻夜长谈，当场拟定《申报》时评的纲要，指定人按此要求写成文章，再由陶修改定稿。
这就是1931年6月30日、7月2日和7月4日发表的三篇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剿共”
政策，要求实行民主，共同抗日。
对此，蒋介石又惊又气，亲手批了“《申报》禁止邮递”
的手令，《申报》因此被禁邮35天，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史量才不仅坚决顶住国民党的压力，并接受陶的建议，支持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的成立，主张政治民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陶行知还建议史量才聘请一些著名的爱国学者名流，参加《申报》的工作，以增加《申报》的知名度。
如聘请黄炎培主持《申报》设计部，请李公朴主持《申报》的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请进步作家黎烈文主编《申报》的《自由谈》副刊，约请鲁迅、茅盾等为特约撰稿人。
陶本人则以“不除庭草斋夫”
的笔名，在《申报》上开辟了“斋夫自由谈”
专栏，发表了104篇杂文，并连载发表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古庙敲钟录》。
《申报》也因此销量增加4万多份。
陶夫子用“不除庭草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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