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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简述这段经历，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像我这样的农村青年，当时去晓庄学校，主要是想经过学习后能当上教员，找到一份工作做，以求改变家庭的贫困状况，这就是我当时的朴素思想。
面对当时的严重激烈斗争形势，不懂是一回什么事，只是感到好人受害，茫然不知其所以然。
经过“九·一八”
、“一·二八”
事件，给予我的朴素的思想带来极大的冲击，“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之将亡，何以为家”
？就产生了救国思想，每当提到“是可忍孰不可忍”
时，禁不住要痛哭流涕的。
如何去救国？接着就面临这样一个苦闷的问题，曾写信给《生活周刊》向邹韬奋请教，他很热情地回了我一封很长的信，要点是只有救国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投入到救国的实际工作中去。
我去找陶行知，就是要请他帮助我能参加挽救国家危亡的实际工作，这就是我要去找他的目的。
自1932年冬至1936年夏陶行知出国，在将近4年的时间里，我与陶行知每周都要见一二次面，我和他的晓庄学生们，已养成习惯，称他为“老夫子”
。
在近4年的时间里，我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地下党的影响，一是“陶夫子”
的影响。
韩愈在《师说》一文中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陶夫子首先教我怎样做人，如何做人？夫子之道何谓也，一言以蔽之：“人民第一，人民至上，一切为人民。”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到为人师表，身教重于言教。
陶夫子在人民至上这一革命最根本的问题上给我的教益是促使我提着头去找共产党的重要推动力。
而恰在这时，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就在我面前，帮助我学习社会科学，使我在思想上很自然地接受党的影响。
在晓庄时，就有中共“地下党”
，而且很活跃。
国民党反动派勒令封闭晓庄学校的表面理由，是：“散发反动传单，勾结反动军阀（指：冯玉祥），企图破坏京沪交通”
，实际上更重要的，是针对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使南京国民党反动派坐卧不安。
当时地下党在“左”
倾路线影响下，在南京夫子庙放鞭炮搞飞行集会，尤其是组织小学生由和平门登上火车不买票，强行要求免费去栖霞山旅行；出动100多人到下关带头组织群众性游行示威，同情和记洋行工人罢工，反对日本军舰派兵登陆，引起反动政府的恐慌，于是派出大量宪兵包围晓庄，勒令封闭。
陶在当时，不愿参加“左”
的空喊口号、搞飞行集会这类活动，但对于农民小学生要求免费去旅行，晓庄学生去下关举行同情和记洋行工人罢工的游行示威活动等，则是大力支持的，对于被捕的中共党员、进步青年，则是尽力营救的，并亲自写信给有关当局，出面交涉。
待到他本身受到通缉，逃亡到了上海租界，仍在奔走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学生，并设法在费用物资上给予援助。
如他在短短4小时内，筹措500块银元，请律师为地下党支部书记刘季平辩护，争取了轻判。
这些都充分说明，陶夫子对中共地下党员的工作，是尽力掩护并给予大力帮助的。
他曾说过，要他到街上去做贴标语、喊口号这类的事他要考虑，他以为要做的斗争很多，说明他当时对“左”
的一些做法有不同的见解。
他在晓庄时期，以实际行动成为党的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
到了上海以后，在他主办的教育单位里，更是地下党的有力据点。
在他的掩护下，地下党的工作能够隐蔽、有力地巩固、发展，我因此能经常受到地下党的教育，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1933年提出入党要求。
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对于吸收新党员是很慎重的，经过考验，于1934年接受我参加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教联”
（新兴教育工作者联盟，又称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于1935年接受我入党。
因此，我之走上革命道路，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既有地下党我的好同学王洞若（他是晓庄早期学生）是我的带路人（我参加“教联”
和入党，两次他都是我的介绍人），又有我的好老师陶夫子引导我要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这都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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