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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先生给我的两个选择，经一位安徽籍同学黄公弼的鼓励——愿同我合作，终于决定再约一位同学一道去太平门小学。
我们三个人的结合，都是我们自己决定的，陶先生完全没有过问。
这是陶先生对我的工作上的支持和信任。
我们三个去太平门小学后，没有多久，吃饭成了问题。
因为太平门小学改为晓庄的特约小学，同南京市教育局的经费关系还不清楚，办学经费没有着落。
我们写信向陶先生求援。
第二天陶先生就派人送来25元。
我们接钱在手，温暖、激动、感奋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久久不能平静。
我们知道陶先生的钱是多方筹措的，来之不易。
我们决心按照《我们的信条》（晓庄教育十八条）的精神，办好太平门小学！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陶先生特地来看望我们。
我们汇报了情况：校舍教室的修整是自己动手的，场地平整是带领大儿童一起干的，用帷幕隔教室，用彩纸挂图美化教室，孩子们玩的铁环都是自己动手做的，给贫苦儿童的书籍纸笔都是在我们的工资中开销的。
儿童由起先的三四十人增加了一倍，还有成人识字班，连派出所的全体官兵都成了我们的学生。
陶先生听了微微一笑，认为学校有了生气，很高兴，作了详尽的指示。
并叫我们取下教室里墙壁上应时的“国府”
要人挂像，说“只挂孙中山先生的像就可以了”
。
后来，晓庄被封闭，我们也被搜查，被驱逐。
我们怀着愤怒的心情，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辛勤经营的园地。
这时我失业了，困居在玄武湖畔一个学生家里。
我想起陶先生在《晓庄护校宣言》里的一句话：“革命的教育摧残于所谓革命政府之手，是何等令人不解，而又何等令人失望啊！”
我想起蒋介石窜到晓庄，陶先生没有去接待的事，想起陶先生叫我们不要挂蒋帮要人的像，可见陶先生对蒋帮的反动性是早有认识的。
这时，我们亲爱的晓庄被封闭，敬爱的陶先生被通缉，亲爱的晓庄同学被杀害……一系列铁的事实，使我增添了对反动派的痛恨。
从此，我始终不肯参加反动派的党团组织。
附带一提，这时我遇到两件事：一是临离开太平门小学前夕，一个夜里，一个戴墨镜、穿蓝色长褂的青年，突然出现在我的寝室里。
定睛一看，心一震，“是一叶！”
他是逃避逮捕的地下党员。
我们彼此沉默，心照不宣，悄悄地宿下。
次晨黎明前，他即悄悄离去了。
二是有个四川朋友华某，是伪宪警学校的学员，见我失业了，劝我去投考伪中央政治学校，说毕业后以县长级任用，并为我准备好四川嘉陵高中的文凭。
我因在陶先生的熏陶下对国民党反动派有了一些认识，所以没有去。
不久，我终于离开玄武湖畔，投奔晓庄同学主持的学校去了。
1932年初春，国民党迫于形势，同意晓庄复校。
陶先生派马肖生、戴自俺、郑先文、严钝、朱泽甫和我六位同志回去办理复校工作。
陶先生指示恢复晓庄小学和晓庄幼稚园，经费全是陶先生筹措的。
晓庄同农民的关系又密切起来了。
暑期将近，我们正计划作进一步的复校工作，没料到反动派故态复萌，又把我们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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