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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尝试”
等错误思想。
他反对“政客的教育家”
“书生的教育家”
“经验的教育家”
，提倡做“第一流的教育家”
，这种教育家一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二要敢入未开化的边疆。
为了探索中国教育的发展道路，他首先就学制改革问题开展了各种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取法德国，后来又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
学来学去，总是三不像。
他认为应当用科学的方法、态度，考察社会需要，个人能力，基础准备，修订出一个适用的学制。
至于外国的经验，适用的，就保存它；不适用的，就除掉它。
去与取，只问适不适。
这样，“才能制成独创的学制——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的学制”
。
通过调查研究，他还对幼儿教育、儿童教育、妇女教育、男女同校、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等，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意见，这对当时的教育事业是起到了促进作用的。
但是，对陶行知来说，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调查研究，进一步认识了中国的现状，看到大量“平民”
被摒弃在校门之外这一严酷现实。
于是在1923年发起筹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数年之间，奔走于江淮河汉、塞北岭南，连过年都在火车上，真是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
后来陶行知更深刻地看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创办晓庄、工学团。
当然，他的探索有的成功，有的未能如愿，有的设想过于天真，而斗争环境的严酷也不允许他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试验。
但是他为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道路而百折不挠的惊人意志则是始终不渝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陶行知是中国教育界先进分子献身人民事业的一个光辉典型。
正因为如此，他的教育思想具有这些鲜明的特色，他的事业的发展能与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同步，他的事业单位成了地下党组织活动的重要阵地。
在长期的共同战斗中，地下党组织支持他寻求中国发展新教育道路的探索。
他是党的最亲密的战友，是无保留地追随党的党外布尔塞维克。
他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他的教育思想和在中国大地上播种、开花、结果的有益试验，是留给中国人民的一份十分宝贵的财富。
我们应当吸取其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运用，为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而努力！
（注：本文所引陶行知的话见《陶行知全集》、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和朱泽《陶行知年谱》。
）
[1]原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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