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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之年既要充当“圣人”
（他的助手称他体现一部《论语》的精神，有一个外国人也称他为现代的圣人），却仍然风流自赏。
（如对于陈某妹子的评头品足，表示艳羡之意；又对其助手窃窃私语。
引述章某把杜甫《秋兴》中《昆明池水汉时宫〔功〕》一首，解释为艳体诗等等，这些均散见于《谈话录》）。
上述这些矛盾集于胡适的一身。
我们看来，他生长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
在这个国度里，官僚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往往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他们结合在一起，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仇视人民革命的力量，这是他们一贯的政治立场。
胡适的父亲是清朝的官吏，曾阅兵台湾，又是地方上的豪绅。
胡适幼年从其父亲识字，丧父之后，寡母谆谆训诲，要他以乃父为模范。
他自认乃父对他有垂久的影响，作文署名为胡铁儿（其父号铁花）。
童年时期入蒙馆经馆，诵读《孝经》《小学》（朱熹编纂）、《论语》、《孟子》及五经中的四经，浏览《资治通鉴》。
九年之心，深深灌注了封建主义的意识。
因家人在沪经商，乃从十三岁起，赴十里洋场的上海读书，如是者若干年，然后辍学任教，与买办文人王云五等交往，出入戏院和青楼，打牌吟诗，留连酒色。
甚至考取出洋，留学美国，还留意申江之花榜。
留美七年，自称，“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
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
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
这两个人使我明瞭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
（《胡适文选》，页3）简言之，他得到两个法宝，一是赫胥黎的实证主义，一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实用主义）。
胡适凭这两把板斧，回国后的数十年间，在学术思想界，大肆挥舞，风云际会，成为一时的骄子。
可是，他站在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对国内封建势力的肆虐，对帝国主义的祸害，证据确凿，斑斑在人耳目者，胡氏总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硬是不肯承认。
实证主义在胡适手中，成了变戏法的东西。
实用主义否定客观真理，而认为凡有应付环境的功效的假设就是真理。
“孔家店”
要打倒么？胡氏晚年认为，这是吴虞干的，不是胡某人干的。
（见《谈话录》）横竖环境变了，反孔、尊孔对胡某都有用处。
遵母命，娶小足女人为妻，既尽了孝心，又博得许多亲友之称誉，个人所得多矣。
（亦见于《谈话录》）这些都是实用主义的妙用。
总之，抱着实用主义这个法宝，对胡氏来说是无往而不利。
晚年在台湾，既大事尊孔，恪遵纲常名教，又依然鼓吹西方文明。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原则在胡适身上得到体现；虽然这条原则过去曾受到严复的批判。
二
陶行知（1891—1946）出生于务农、贩菜兼营小本生意的家庭，过的是清贫的生活。
幼时随父识字，年稍长，随父挑菜进城，其母则在一个教堂内任炊事员兼勤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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