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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篇演讲辞中，他提到：“‘胡适的幽灵’也值得三百万字来讨伐，因为胡适对于传统经学大师的考据精神和方法的传播的责任最大，更因为胡适有不可饶恕的胆量说那种精神和方法是科学方法的精神。”
（《胡适与中西文化》，页257—258）大陆学术界批胡，最主要的是批判他宣扬实用主义所犯的错误。
胡适对此缺乏认识，反以清代朴学家的考据方法当作大旗来炫耀自己，识见之陋，于此可见。
1961年胡适在“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
上，大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他一方面强调科学技术文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那些老文明本来只属于人类衰老的时代。
年老身衰了，心智也颓唐了，就觉得没法子对付大自然的力量了”
。
（《胡适与中西文化》，页263）由此可见，胡适在这里把东方人民（当然包括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加以抹杀。
中华民族在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方面，曾作过卓越的贡献，业绩斑斑可考，胡适对此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显然是错误的。
至于说东方文明入于衰老时代，犹如人到衰老之年而颓唐了，这个比喻也是不对的。
近代东方一些国家，以中国为例，解放前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这是由于“三座大山”
的压迫所致。
胡适坚决否认这“三座大山”
的祸害，而归咎于民族的衰老，持论如此，非诬则愚。
此民族虚无主义论，引起台湾部分人士群起攻之，胡氏挨骂，愤极而暴卒，自取其咎，决非胡博士始料所及。
如上所述，“五四”
运动时代，胡氏以提倡白话文、鼓吹新文学，骤得盛名。
其实明代的袁中郎，清初的金圣叹，早已推崇优秀的白话小说；胡适所倡的“八不主义”
，其主旨亦见于顾亭林的《日知录》。
胡适继承前人遗绪，适应时代要求，在这方面确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问题是他晚年居台湾一方面依然痛斥律诗与缠足同样可恶，同时又常在晚上背诵杜甫的《秋兴》八首，总不下数千遍；《咏怀古迹》五首，也是胡氏经常背诵的篇章。
（见《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这些都是道地的律诗，其中封建主义的意识，俯拾即是。
胡氏每以徽州腔调吟诵，津津有味。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胡氏吟不绝口，感慨系之。
他的文艺口号与其心灵深处的矛盾，殆已表现为双重人格了。
“五四”
运动时期，胡适曾与“打倒孔家店”
的吴虞沆瀣一气，并为《吴虞文录》作序，后来撰《说儒》，承认孔丘的历史地位，到了晚年，胡适一再鼓励其助手，熟读《孝经》《论语》《孟子》，而且指出，如果要把文章做通，就必须精研《论》《孟》。
他的助手也认为，《论语》一部书，可从胡适身上得到印证。
胡适公开声称，他平生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就是孔子，甚至对孔丘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也奉为至论。
（《谈话录》，页49）在他的口中，“圣人”
就是孔丘的代名词。
他批评某些国家侵略别的国家，说它们都是狂妄的民族，（把整个民族一笔骂倒，这不是科学的态度）他因此感叹，“现在我们看看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他的思想那么的平实，真像师生谈话那样和易可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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