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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四日柳湜同志在上海探望陶行知先生，他对柳湜同志说：“我的生活教育思想，大半都是从资产阶级、大地主以及老百姓中的启发而来的，自然我的思想不是抄他们的，他们有的只启发我想到某一面，有的我把它反过来了，就变成了真理，有的是不能想出的，是要群众动手才能看到，动手最重要。”
他强调群众的创造，这说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就是陶行知的，而不是杜威的。
陶行知善于吸取他人之长，他的教育思想是从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群众智慧的结晶。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的中心思想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它要把那种“只能教人俯首贴耳服从，只有因旧习不知创造的传统教育”
打倒，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目的就是要唤起中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
他说：“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是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
正如吴玉章同志所说：“生活教育理论就是教育革命的理论，也是革命教育的理论。”
由此可见，陶行知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与杜威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根本对立的。
斯大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的时候，通常都援引费尔巴哈……。
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样的。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采取了它的‘基本的内核’，把它进一步发展成为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而摒弃了它那些唯心主义和宗教的伦理杂质。”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的理论，也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取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本内核”
的科学态度一样，把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反动杂质扬弃了，仅仅是吸取了它的合理的部分。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
这一命题是创新的，革命的，科学的。
它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立足于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上。
特别是在今天，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还不发达的情况下，生活教育的理论就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从理论上来说也是有据可依的。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
人类的教育发源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劳动和生活的实际需要。
在原始社会根本就没有什么学校，学校的产生是以后的事。
那时人们过着群居生活，教育是在集体生产劳动和集体生活中进行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也没有分家。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到奴隶制，由于大规模的奴隶劳动，并创造出大量的剩余产品，才使得奴隶主有可能完全脱离生产劳动，社会也就出现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的现象，因而就产生了专门进行教育的场所——学校。
在奴隶制的社会里，享受文化教育是奴隶主阶级的特权，所谓“学在官府”
，文化教育阵地被奴隶主阶级所垄断。
奴隶无权享受文化教育，始终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就是奴隶主阶级统治奴隶阶级的精神武器，这种思想为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学校”
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所以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
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
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
陶行知曾笔伐这种为统治阶级所垄断的传统教育。
“五月一，五月一，出钱给人读死书，自己一个大字也不识。”
这首通俗的诗歌揭露了旧中国教育制度的罪恶本质。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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