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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先生就有这样一种本领和这样一种威信，在反动统治的严密封锁下，他总能冲破一关又一关。
总之，那时陶先生所领导的生活教育社，所主办的育才学校、社会大学和以民主同盟重庆市支部主任委员的资格发行的《民主星期刊》，无一不竭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没有一件事、一个时候离开过共产党的领导。
这些都是值得我向他学习的榜样，而且是值得我向他学习的具有历史性的无比辉煌的榜样。
他是我的老师，我对他是以师礼事之的；同时又是我的知己，我们彼此互相深知，尽管海枯石烂，都不会有那一天肯离开中国共产党。
陶先生是我所尊重的一位老师，一位朋友，同时，他也受到中国广大人民的尊重，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尊重。
广大的中国人民不仅尊重他，而且热爱他，这是由于他也热爱中国人民。
在育才学校附近，有一个地主的长工，在农忙中跌坏了手，地主看他残废无用了，就辞退了他的工作。
陶先生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校工把那个长工用“滑竿”
抬到学校里来，再送到北碚医院里去医，等到手医好了，陶先生就留他在育才学校工作。
在抗战前，陶先生在上海大场办山海工学团，教育民众，免费请老百姓来读书，没有功夫来的，就把小先生送上老百姓的门去教他们；他还买了两部抽水机，轮流借给农民引水灌田，买了一部播种机，轮流借给农民播种，所以农民都把陶先生看做是他们自己的人。
他个人的生活非常简朴，终年穿一身蓝布料的学生装和土布鞋，但对地下工作的党的同志和民主朋友的困难、穷苦、饥饿则不时把他等于行乞募捐得来的办育才学校的经费，拿来接济他们；而对于育才学校学生的全部衣、食、书籍、卫生等费用，都由他一肩担负下来，国民党反动派政府还要和他找种种麻烦。
学校的经费常常是朝不保夕的，他为着奔走学生的衣食，他常常说：我整天都是在和米赛跑。
经费是如此困难，环境是如此恶劣，有朋友劝他说：“我看你是抱着石头游泳。”
他微笑着说：“不！
我是在抱着爱人游泳哩！”
这样，他就在中国广大人民和他的同志、朋友、学生中间扎下了无比深厚的根。
所以陶先生在上海逝世的消息一经传出后，无论识与不识，莫不感慨叹息，热泪盈眶，甚至有放声大哭的，特别是经陶先生医好了手留在育才学校工作的那位长工，打听到了我们在重庆为陶先生开追悼会的日期之后，便星夜赶到重庆，在陶先生的灵位前哭他、祭他，还拿出他血汗的工钱买了一副挽联，要我们给他写上他对陶先生要说的话。
劳动人民对陶先生的死去该是如何依恋不舍啊！
此后，每逢陶先生的忌日，他的生前的同志、朋友、学生总要开会纪念他，而这些纪念会可以说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的。
特别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大陆上解放了全中国，1949年的7月25日，便由生活教育社发起，在党的领导下，开了一次更为盛大的纪念会，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纪念会。
我记得很清楚，党的老教育家徐老（特立）也参加了这次纪念会，并在这次纪念会上讲了话，中间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
他说：我曾经有过一个别号，叫做“师陶”
，陶就是陶行知先生。
这些过去的事，都一一隐藏在我的心里，有时就不免要回想起来，在今年陶先生的忌日，我写这篇文章来纪念他的时候，更不能不令我回想起来。
照说，过去文教界批评电影《武训传》，应该是与陶行知先生也在一个时期推崇过武训，不能相提并论的。
陶先生那时搬出武训，只是在武训行乞兴学这一点上，与他也等于行乞募捐来办教育是相同的。
特别是由于他所处的环境，他办教育所要培养的后一代，其旨趣与武训根本不相同，因而受到反动统治的摧残压迫，于是想到把武训搬出来作他的掩护。
这种苦心，他是曾经对我讲过的。
照说，批判杜威的生活教育，也不应该与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相提并论。
杜威的哲学是实用主义的哲学，也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
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根本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否认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性，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万古长存的，把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看做是合理合法的，因而杜威的生活教育完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杜威所看到的生活，也只是帝国主义阶段一小撮垄断资本家荒**无耻的生活，穷途末日的生活，拿这种生活来教育后一代，完全是要来麻痹劳动人民的革命意识，来苟延资产阶级的统治，这种生活教育，是应该反对的。
但这决不能与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混为一谈，关于这个问题，陶先生在其所著《什么是生活教育》和《生活教育之特质》二文里，有极为透辟的阐述。
他在“什么是生活教育”
一文里，开头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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