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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快速聚集显然会激发股市和房市泡沫，甚至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
因此银行系统不得不紧缩银根以应对风险。
1988年的时候，海南房价均价才1350元一平方米，1992年迅速飙升到5000元一平方米。
1992年的5000元按购买力计算的话，大概相当于今天的5万元。
上千亿元的资金涌入南方的几个地区，海南800亿元，上海300亿元，惠州150亿元。
一块不毛之地、几张还在设计阶段的楼盘图纸，就成为资金争相追捧的对象，项目转来转去，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1平方米赚1000元。
600万人口的海南，最高峰时竟然有2万多家房地产公司。
许多地方政府甚至都筹集资金，来海南捞一笔。
那个时候，潘石屹是一个砖厂厂长，陈卓林的家具厂风头正劲，王石还在贩卖玉米，杨国强还是个泥瓦工，王健林刚转业做了大连市西岗区办公室主任，许家印还在舞阳钢铁公司的车间里挥汗如雨，张玉良在上海农委会是个不起眼的小职员，吴亚军还在重庆前卫仪表厂当技工，在这场大潮中他们先后转到了房地产业。
1992年也掀起了一轮股市风暴。
1992年3月，深物业挂牌交易，上市第一天收盘价11元，对比前一年10月底发行时的每股3.6元，翻了近两番；同时期的深中华、深华发也由每股3.75元、1.9元的发行价，直线上涨到十几块。
上海更热闹，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取消涨停板限制，上证指数从前日收盘的617点升到1266点，涨幅高达105%，其中轻工机械涨幅最大，达470%。
在前所未有的超级牛市中，许多抢占先机的普通人摇身变成百万富翁，而那时一个职工兢兢业业上班，月薪最多两三百块。
1992年8月，120多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向特区深圳，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
他们日夜排队，一系列失控在8月10日夜间引发混乱，深圳市政府紧急应对，称其为“8·10”
事件，民间则称之为“8·10”
股疯。
在这场股市风暴中，有的人领悟了改革进程中的“套利”
奥秘，专心做起了“倒爷”
“黄牛”
，借助改革释放的巨大红利，快速积累起了原始财富，登上了机场书店的成功学封面，成为许多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
这两场造富神话让全中国为之疯狂，处于风暴中心的任正非却不为所动，甚至未向其瞥去一眼，仍然专注于自己的主营业务上，并且在未来几十年一贯如此。
任正非对于资本市场的冷漠渐渐出了名，甚至被许多人当作厌恶风险的反面教材。
如果说风险，还有什么风险比借高利贷搞技术研发风险更大呢？任正非不碰资本市场，不是因为厌恶风险，而是价值观使然。
在他看来，企业的价值红利应当回报给为企业真正做出贡献的奋斗者，这样才能激励他们创造更大的价值，而不是流向仅仅付出资本但没有为企业做出实质贡献的投资者。
当时各路枭雄要么是“空手套白狼”
，要么仅用很少的启动资金，就在房市股市迅速暴富。
任正非当时事业也算是小成，手里攥着至少一亿，但是他却完全抵住捞快钱的**，义无反顾地将身家性命压在看起来没啥希望的技术研发上。
这是一种怎样的魄力和使命感！
金融应当为实体经济服务，应当作为做大实体经济蛋糕的催化剂和润滑剂，而不是财富分配的工具，任正非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这样的金融观，也支撑着华为一步步走到今天。
（1）用服：用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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