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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志愿者待在隔离的房间中，他们看不到患者发作的模样，也看不到或是听不到“在场”
的其他人的反应。
“癫痫者”
起初讲话比较正常，慢慢地开始有些语无伦次，而且声音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恳切：“我……我觉得，我需要……需要……帮助，有……有没有……人……能助我？”
一阵急促的喘气声过后，周围一片寂静。
按照常理来说，人越多，见义勇为的可能性就越大。
可实验结果让人很震惊：在二人组中，有85%的人在52秒内走出房间告诉研究人员“有人癫痫发作需要帮助”
；在三人组中，有62%的人在93秒内走出房间告诉研究人员“有人癫痫发作需要帮助”
；而在六人组中，仅有31%的人选择帮忙，而用时达到166秒。
通过实验，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越多的旁观者目睹一起事件发生，个别的目击者就会认为自己的责任越少，因为有更多的人分摊责任。
所以，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为责任扩散。
为了进一步挖掘旁观者态度对实验参与者的影响，之后，达利和拉丹又进行了实验。
他们邀请4名大学生参与实验，其中3名是刻意安排的，另外1名是毫不知情的，实验地点是一个有通风口的房间，4个人都必须坐在房间中填写一些关于大学生活的调查问卷。
几分钟后，研究人员向那个房间中释放一些对人的身体无害的气体，但会让人感到情况紧急。
起初，当这些烟雾进入房间中时，不知情的实验参与者已经发现异常，而其他3名实验参与者则了解内情，所以继续镇定自若地填写问卷。
慢慢地，烟雾变得非常浓厚，有人开始出现咳嗽的状况。
那位不知情的实验参与者开始面露恐惧，虽然他不明白其他人为何那么镇定，但他还是像他们那样继续填写问卷。
实验结果显示，如果知情的实验对象镇定自若地填写问卷，那么，其他志愿者不管自己多么焦虑、惊慌，都会压制住强烈的情绪反应，继续坐在房间中。
对此，达利和拉丹总结道，在紧急状况下人们的反应是一连串的心理决策的结果。
他们首先会注意到某些不寻常的迹象，然后对这些迹象进行解读，继而意识到是自己的责任，在权衡利弊之后才会采取行动。
可是，旁观者的数量往往会影响人们对利弊的判断。
比如，当我们上班穿过一条僻静的胡同时，突然发现路边有一个因为吞食异物而导致气管堵塞窒息的孩子，而旁边没有第三个人。
此时，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可能会意识到这是自己的责任，如果自己不去帮忙还有谁来帮忙呢？接着，我们可能就会权衡利弊：自己有没有能力帮助对方呢？有的。
即使自己不会使用急救法，也可以大声呼喊他人前来帮忙；如果自己帮助对方，可能会获得孩子父母的感谢，内心也会获得一种成就感。
可是，自己可能会因此而上班迟到，从而被扣全勤奖，还会受到领导的批评；如果不帮对方，自己不仅会受到他人的指责，还会一直感到非常内疚和自责。
所以，自己会选择帮忙。
可是，如果此时胡同中还有一个成年人呢？只要有一个人伸出援助之手，孩子就会获救的。
所以，“帮助孩子”
不再是“我”
的责任，而是“我们”
的责任。
在权衡之后，自己的想法就会发生改变。
即使自己不帮忙，其他人也不会责怪自己。
可是，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呢？可能很多人会想：其他人怎么还没有出手帮忙呢？会不会是自己弄错了？是不是电视台在做真人秀节目，有隐藏的摄像机呢？于是，我们可能会决定再看看、再等等。
所以，只要附近有旁观者，个人所承担的责任就会减少；而旁观者的数量越多，权衡利弊就会变得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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