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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包括这个情节在内的许多内容，都让我意识到这是一本我必须出版的书。
因为读到书中的寝室和惩罚，我求学时的片段历历在目……
问：你也是“旧猪圈里的公猪”
？就是说，你也是斯韦恩伯恩学校的毕业生？
答：是的，我是。
像你一样，我相信《乱言塔》的作者裘德·梅森也是。
《乱言塔》里有许多细腻的绘写，但最细腻的绘写之一是对孩子们寝室里日常情况的叙述——在此刻的大型寄宿学校里，同样的事情肯定仍在发生。
问：请让我问得详细一点：你不是在说斯韦恩伯恩学校的寝室里也曾发生过谋杀吧？
答：没发生过，但险些发生。
而且没有人外传，这是一种保持缄默的密约，一种心照不宣的氛围。
反正大家觉得小男生们都很乖巧，老师们也是如想象中闪亮和体贴。
《乱言塔》这本书却说出了真相，尽管读起来像是出自放肆的妄想，但大段大段的内容，就我所知，却是再令人清醒不过的事实。
这就是一开始我被这本书触动的原因，后来，我发掘出其他更多的亮点。
总而言之，清醒的现实主义观察和记录贯穿这本书始终，而那些幸运的，从没有在斯韦恩伯恩就学过的读者，可能无法更准确地评估它。
问：你认为让读者获知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与《乱言塔》中给人空想错觉的叙事相去不远，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吗？
答：全盘考虑后，我认为是的。
我是说，要限制公众的知情权已经再无可能。
只要听过福斯托·杰梅利证言的人，都会认同我们此刻正置身于一种新的社会风气中——更多事情有了被广泛讨论的机会，而不是像以往般被掩盖。
我们英国人不再蒙昧或那么轻易地感到震慑，而现在的冲击远比当年克莉丝汀·基勒、曼迪·赖斯-戴维斯的事件爆发时的冲击力小。
我想，这样的开化风气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比如，新闻媒体报道会让某些人，尤其是脆弱群体陷入苦恼，比起如《乱言塔》般富有想象力的虚构文学作品，危言耸听的新闻报道伤害程度更大。
奥古斯丁爵士在质询中提到了“沼泽谋杀案”
，我认为对罪案的一些报道令人毛骨悚然、极度不安，《乱言塔》可不是这样的笔调。
但我同时也承认，作为一个整体的公民社会，我们还是因循了一些老规矩——假装有些事情并不存在。
当奥斯卡·王尔德被投入监狱时，法官说“这是我审判过最糟的案件”
，法官还声称王尔德罪孽之深，深到令法官必须给自己下一个“禁止令”
，好让那些不愿说出口的语言继续放在腹中——即使面对罪大恶极的王尔德，也不要口出恶言，法官说：“任何一个正人君子听了王尔德这两桩案件的案情后，那些语言都会禁不住地涌上胸口。”
但当时有一份报纸，也只有一份报纸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指出那位法官肯定审理过真正恶性的案件，包括谋杀案、勒索案等，同时还痛斥道：这是一个因虚伪而有罪的社会!那份报纸疾呼：“为什么英国政府不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每个男学生，以及大学里至少一半的男大学生提起公诉？大学里男女学生间的狎昵行为，司空见惯如通奸!这是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事!”
在许多公众或大多数公众对人性的了解与公共言论尺度之间，有一条鸿沟，那些和我以及我料想中的裘德·梅森一样，在学校中受到霸凌的人，也是那些旁观小男孩“缄默密约”
的受害者。
这种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缄默密约”
，和寝室中那些暗不见光的威吓欺压，是一样可恶的!庆幸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活在一个进步时代中，对于忠实描述我们所作所为的成熟文字，难道我们成年人没有权利阅读吗!
轮到奥古斯丁爵士对鲁珀特·帕罗特提问。
问：帕罗特先生，你是一个颇受敬重的出版人，你在出版开智启蒙类书籍和前卫先锋书籍方面，享有盛誉。
答：是的，对此我不必自谦。
问：你也出版了埃尔维特·甘德的书，埃尔维特·甘德先生刚才关于“贬降仪式”
和“多相变态”
的演说令我们大长见识。
答：你也不需要话中带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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