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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丽卡说：“劳伦斯的每个用词，都有其丰富的含义。”
她描述着月光映在水中的碎裂的倒影，她解释着白色邪佞花朵，那恶之花，漂在死亡海洋上。
她教的是一个为期十周的“现代小说”
课程。
学校里的一个老师里士满·布莱说：“学艺术的学生都有阅读障碍，挑一些写得比较短的书讲给他们听。”
她挑了《威尼斯之死》[4]《恶心》《城堡》，这些书都还没有在课堂上讲到。
她首先选择的是D.H.劳伦斯和E.M.福斯特的书，因为她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两位小说家的书，她在剑桥时就读过，剑桥，也是她人生终结的地方。
“小说，是唯一光彩夺目的生活之书。”
——这是D.H.劳伦斯对小说基本的观点，在弗雷德丽卡看来，在D.H.劳伦斯在世时的文化氛围中，他的作品可谓小说最终归向的完美终点。
有人还曾经问她是不是“劳伦斯式的女人”
？不过，20世纪60年代社会已经在缓缓加速，向前发展了，这个社会并不觉得D.H.劳伦斯有多么大胆前卫，尽管“查泰莱夫人的审判”
让他作为作者，在进步性上得到了承认，但真正大胆的是《**午餐》，是艾伦·金斯堡[5]，是阿尔托。
弗雷德丽卡感受到了纯粹的人文时代的一种操弄，觉得自己的人生跟《恋爱中的女人》搅和在一起（弗雷德丽卡认为《恋爱中的女人》强悍、荒诞、深奥，还有一种固执的妙不可言）。
这本书仅仅凭其存在性，就成了弗雷德丽卡看世界的一个方法。
这本书对她太重要，她也想让这些学生都读一读。
弗雷德丽卡说：“以一本小说为例，比如《恋爱中的女人》，它由一长串的语言建构而成，就像编织一样，方方寸寸、密密疏疏。
书，是作者用头脑写成的，也会被不同的阅读者在头脑中重写，相同的书，因为不同的读后感而被重写成一本不同的书。
对作者来说，书中人物的命运可能比作者的朋友和情人都更加有趣——但并不是说作者忽略朋友和情人，他也在努力地去了解自己的朋友和情人。
人们都是由语言建构起来的，唯语言不是我们仅有的一切。
一本小说同时也是由想法写成的，那些想法联结着人们，就像层层叠叠的混合编织——《恋爱中的女人》，讲的是颓败，讲的是消亡之爱，讲的是桑纳托斯[6]与伊洛斯[7]形成对照。
这些想法都是由语言构筑起来的，但这仍不是小说的全部，这本小说也是由图像组成的——那几盏纸灯、那一轮月亮、那丛白色的花朵——你或许会以为这是那种像绘画一般的图像，但它不是，这是不具象的可视化图像，而这样的图像才是真正强烈、有力的。
这些图像都是由语言描绘而成的，这仍不是小说的全部。
我们必须想象那轮残缺的月亮，书中那轮月亮吸收了我们所有的想象力，以及我们对月亮所有盈缺异同的观感。”
弗雷德丽卡试图让画家们和雕塑家们懂得：一本小说尽管不是一幅画，但同样是一件艺术作品。
在这个过程里，她也试着让自己明白一些事情。
学生中，一位年轻的女子示以微笑，一位年轻的男子正奋笔疾书。
弗雷德丽卡确定他们都在谛听，整群人都在谛听。
她征服了他们，她织成了一张网。
在这间工作室型的教室另一端，另一个小讲台上，是另一群学生，比起弗雷德丽卡的学生，是挺松散随便的一群，他们或躺在地上，或蹲在地上，围着一个“模特”
。
那个“模特”
是裘德·梅森，似乎是在对学生念着一个血红色小账本上的字句。
裘德·梅森一半的身体没穿衣服：他腰腿部以下是**的，他坐在讲台边缘，他双膝在灰色幕布般长发中隐现，他的睾丸垂悬在两条脏腿之间，触碰着地上的灰土。
他穿着一件污秽的丝绒上衣，掉了色的婆婆纳蓝，那上衣是短裙式的，大概是17世纪和18世纪交接时的那种风格，缝着脏兮兮的蕾丝滚边，胸前还有花边饰巾或三角形饰带一样的东西。
在他的上衣之下，或者说花边饰巾以下，他就没穿什么了，他的身体像一块黑色的金属。
他朝弗雷德丽卡喊话，声音质感有一种锯木头的效果：“你应该跟他们讲讲尼采，那个乘坐轻舟、勇渡摩耶怒海的人，那个看到幻象却在个体化原理的支撑下坚持过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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