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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委员会成员，经过委员会的一致决议，被要求回想自己作为学生时的情景。
每个人都从前尘往事中采撷破碎的云影，不管是愉快的时光，还是惨淡的日子，都被从那一间间满是尘屑的课室内召回。
亚历山大浏览着每个人的神情。
他描摹着罗杰·梅戈格当学生时的样子：肥胖、膝盖肿大、头发卷曲、怒气沉沉、好斗，不是任何一个学科上的顶尖学生，但总是趋近着顶尖的学生。
）
他说情况似乎没有任何好转，还说自己对“废除主义者”
抱有同情态度。
“那个男孩子说得对——我们都在没有事先学习语法的情况下，讲出了语法正确的语言。”
娜奥米·卢里反驳说，如果没有语法，那么没有一个孩子能读懂、阐明弥尔顿或约翰·多恩的词句。
沃尔特·毕晓普指出大部分孩子大概永远也不会读弥尔顿或多恩，孩子们根本不用忍受极少数精英分子才能经受住的语法推敲和从句分析所带来的痛苦，因为他们长大后只需要会写工作申请，只需要会读政府表格就足够了。
盖伊·克鲁姆的观点是，不管喜欢与否，人类都需要规则。
任何一个社群都无法忽略最简单的一条或几条规则，因为失去了这些规则，这个社群将无以运作。
他也不支持那种宣扬经由学到了几个新事实就可以获得新发现的教学论调。
有感于孩子们被哄骗着应该去“发现”
这个或那个，盖伊·克鲁姆说，明明可以先通过学习获取知识，然后在具有一定知识的基础上，再去发现更多有趣的事情。
规则有促进作用，规则创造了顺序和条理，没有顺序和条理，创作能力只是空谈。
连字母都不识的可怜小孩儿把时间都浪费在对字典漫无目标的翻查上。
那种学习有序规则的乐趣，现在似乎被鄙夷。
盖伊·克鲁姆坚持道，除非一个人先将一些简单的数学定律内化于心，否则他无法在这个世界上游刃有余。
盖伊·克鲁姆也相信，如果没有任何规则，那么足球、网球和卡片游戏，将会极度无趣。
“只要是有孩子的人，”
盖伊·克鲁姆说，“在玩卡片游戏的过程中，如果有人想要借此延伸出一个新的游戏，却因为临时起意和脱序无章而被无聊感折磨，那么这些人都会觉得对规则的需要，是一种深刻的人类需求。”
利物浦诗人发话了：“那是法西斯主义者会说的话。”
他接着说：“如果你强迫人们学古旧的诗歌，他们会恨那些诗歌。
你应该让人们自己去接触诗歌。
或者你可以禁止人们接触古诗，将接触古诗的行为定罪。
这样，人们就会对古诗如饥似渴。”
主席问威基诺浦有何感想。
威基诺浦说他觉得把处于政治和社会控制的动机和对群体行为设计出的一套管理章程，与具有广泛社会能见度和解说力的语言结构形式相互类比并不是一个有效又明智的做法，原因是：如果我们连能够解释我们思维的言辞都没有，我们就无法分析“规则”
的本质和它们的缺陷。
威基诺浦说：“尼采指出，所有的西方哲学理论都在研究的是相同问题的不同变种，而且循环往复，因为所有的想法都由简单的语法功能所主宰和定向——这种论调，其实归根结底——在尼采看来——也是一种哲学问题。
但这不等于他把所有的哲学问题都简化成‘语言问题’——尼采论述的重点是，我们的思维能力是我们语言技能运作的结果。
尼采和坐在这个房间中的一些人不同，他主张的是，我们所使用的语法种类和语法结构是固有的，是我们大脑结构的一部分，而我们的大脑又是基因决定的。
无论是大脑那超凡的精密度，还是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范围，以及它自身的缺陷，还有大脑对无可解决难题的周期性复发的担忧，都是一种固有规则运行之下的作用。
尼采相信学习这个规则是困难的，即使要来思辨这个规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叫人厌恶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教能够描述语言结构的那些词，我们也没有探讨思维结构的任何方法。”
威基诺浦还辩称：“这不是对现在仍在教程中的绚丽繁复的拉丁语语法练习的一种辩护，拉丁语语法练习早就该从现在的教学大纲中被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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