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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阳的记忆无比清晰，正是在2009年至2011年间，为了给支付宝获取至关重要的央行《支付业务许可证》，扫清外资控股的身份障碍。
老马以令人瞠目结舌的决断力和颇具争议的方式，在未正式通知大股东雅虎和软银的情况下，分两步将支付宝的控股权从阿里巴巴集团体系内，转移到了他个人完全掌控的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公司名下。
这一先斩后奏的操作，在当时引发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巨大震荡。
雅虎和软银在事后得知详情时震惊且愤怒，公开指责老马违背了公司治理原则和股东协议，擅自处置了集团核心资产。
这场风波将老马和阿里巴巴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契约精神”
与“国家金融安全”
的争论激烈交锋。
尽管过程充满争议，但最终在2011年，老马与雅虎、软银达成了艰难的补偿协议。
根据协议，由支付宝发展而来的蚂蚁集团承诺，在其未来上市时，需向阿里巴巴集团支付一笔一次性现金补偿，总额不超过60亿美元。
此外，在上市前，蚂蚁金服每年需将其税前利润的499支付给阿里巴巴集团，作为知识产权和技术许可费用。
这两项补偿，尤其是每年近半的利润分成，其分量之重，足以证明支付宝的价值是何等惊人，也反衬出老马当年冒险转移控制权，所试图保护和争取的，是怎样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金融基础设施的未来。
这绝非简单的商业博弈，而是夹杂着国情、监管、企业生存与创始人野心的复杂抉择。
坐在老马对面，陆阳内心对这位备受争议的商业巨子，在支付宝转移这件事上，其实是持支持态度的。
理由有两点。
第一，朴素而现实的家国情怀与利益考量。
阿里巴巴集团当时近70的股权掌握在雅虎和软银手中。
支付宝作为未来可能掌握亿万人支付数据、渗透到社会经济毛细血管的金融枢纽，其控股权如果长期旁落于外资之手，无论是从国家金融安全监管的角度，还是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朴素情感来看，都让人难以安心。
将这样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工具的控制权拿回来，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在陆阳看来，是必须跨出的一步，哪怕手段值得商榷。
第二，也是更关键的现实必要性，那就是支付牌照。
陆阳深知，如果没有那张央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支付宝就永远是一个游走在灰色地带的“野孩子”
，无法正名，无法大规模扩张业务，无法接入更多金融场景，更无法抵御政策风险。
而当时央行对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审批，尤其关注股权结构的清晰、可控，特别是对于外资背景的敏感程度极高。
以阿里集团当时的外资控股结构，支付宝几乎不可能顺利过关。
老马转移控制权，与其说是抢夺，不如说是在当时政策与资本结构夹缝中，为支付宝求得一线生存和发展空间的不得已甚至唯一的破局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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