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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一战爆发，中国侥幸遇到发展工业的好机会，有点见识的地主、买办纷纷召回留洋子弟，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
单说上海滩，一边是不求便宜，只求快的欧洲订单，一边是只求温饱的失地农民，高利润、低成本，会几句洋文能同洋行沟通就不愁没生意做，彼时创业比较容易成功，所谓的企业家，大多诞生于那一时期。
一战结束后，徽商后裔和晋商票号家族纷纷将商业资本转投土地，晋徽两地的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
没了欧洲订单，一些工厂面临倒闭，地主的儿子将赚的钱输送回农村，买更多的土地，地主成大地主，诞生更多的失地农民。
老地主实力愈发强大的同时，又有新地主诞生，张作霖在东北占地150万亩，你说的无锡荣氏家族购置土地3万余亩，南开大学拥有学田1.2万亩。
他们或占或买的土地，欲作何用？
种粮食无偿发放给饥民，行扶危济困之举？”
冼耀文呷了一口酒润了润嗓子，接着说道：“1929年，长江三角洲出现‘不在地主’现象，就是地主不在农村居住和耕种土地，而是居住在城镇，通过收取地租来获取收益。
江苏南通出现了‘公司化土地’，张謇创立的大生集团附属垦牧公司大量兼并土地。
同年，广东‘二地主’阶层扩张，转租规模增长40%；浙江乡镇长中地主占比达72%，长中地主就是拥有土地50亩至200亩之间的地主；四川军阀防区制下新绅地主崛起。
1933年，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研究数据表明，佃农家庭粮食自给率仅61%，其余佃户需要借粮度荒。
接着就是抗战，无数农民流离失所，农民只求不生活在沦陷区，求活命。
以山城为例，抗战时期流行包工制，工厂不直接雇佣工人，而是通过包工头间接管理，形成‘工厂、包工头、工人’的三层雇佣链，或者可以说是剥削链。
理论上，包工头从工厂领取总工资，层层截留，通常抽取30%-50%，山城兵工厂的案例更是达到了60%，剩下的才是工人的真正工资。
而工人想找工作，需要给包工头介绍费，通常为1至3个月的工资。
工人若是工伤，工厂会以非直接雇佣为由拒绝赔偿。”
冼耀文讥讽一笑，“这只是理论上，实际上，包工头或是工厂主的亲信，或是帮派份子，背后站着国府的权贵。
无论哪一种，工厂主都可以获得一定的返点，即实现低用工成本。
包工制在抗战结束后式微，转而开始流行押金制，以上海为例，工人入职时需向工厂缴纳押金，通常为3个月工资，理论上离职时退还，但实际上只有很少的工人能拿回押金。
1948年，上海法院的记录，凡是押金纠纷案，百分百工人败诉。
我从青帮人员那里获得的消息，1946年开始，有人专门放押金贷，工人借高利贷交押金，然后工厂里有人和高利贷合作，克扣或缓发工人工资，工人不能及时归还高利贷利息，利滚利，工人收入的大头都给了高利贷，陷入债务循环。
因为欠了一身债，辞职又会被没收押金，工人变相失去流动能力，即使能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也没有机会跳槽，工厂可以保持较低的用工成本。”
冼耀文看向夕阳，唏嘘道：“整个民国时期，内地只有半个人可以算是企业家，就是卢作孚，民生轮船公司于1933年推行员工持股计划，但1946年因通胀停止实施，所以，他只能算半个。”
“你说的很多信息我都不知道，你是从哪里获得的？”
“三饼，碰，八万，杠。”
冼耀文笑着揶揄道：“你在台北打牌的时候，我在四处奔走，从各种渠道搜集资料，我刚才引用的那些资料，找对人，买几包烟就能换到，根本不值钱。”
孙树莹轻笑，“在台北的时候，我也有在工作。”
“我知道。”
冼耀文颔了颔首，拍了拍孙树莹的小肩，“18世纪，工业革命爆发，工业发展迅速，但工人的利益一直没有得到保障，于是，工人运动愈演愈烈。
到了1883年，德国俾斯麦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也为了稳住工业发展，先后推出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养老与伤残保险法》，强制要求国家、企业和工人三方共同出资，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从此，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套现代化社会保障制度。
这也是工人争取到的，第一个由国家立法保障的，全国性的制度性利益。
不过，虽然工人运动是争取工人权益的关键，但是当时德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主要的目的并不是缓解工人斗争，而是因为工人的利益越有保障，就有越多的人愿意做工人。
彼时，德国的农民比其他国家的农民更快地转化为工人，让德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进程比周边国家更快，生产力更强，更加推动了德国成为当时欧洲大陆的第一强国。
1935年，美国罗斯福新政期间，为了对抗大萧条，给失业人群最基础的保障，也为了刺激还有工作的人们敢于消费，美国推出了《社会保障法》。
英国，17世纪有《伊丽莎白济贫法》，1911年颁布《国民保险法》，1940年《贝弗里奇报告》，1946年《国民保险法》，1948年《国民救助法》，同年，国民医疗保障体系成立，全民免费医疗成为社保核心部分，现代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确立。”
顿了顿，冼耀文接着说道：“1943年，陕甘宁边区，由于过去两年的日军扫荡和国府封锁，边区财政极度困难，公营工厂效率低下，部分工人觉得干多干少一个样，生产率仅为国统区的60%。
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关于公营工厂工资标准及分红办法的指示》，试点分红制。
超产部分，即完成计划产量后的盈余，30%至50%用于分红，以温家沟兵工厂为例，工人集体50%、工厂公积金30%、边区政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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