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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认为，李元度带去的是三千名新兵，去对付太平军主力李侍贤一万人的大军，失败是意中之事，理有可恕；过去与曾国藩又患难相共，情有可原。
他劝曾国藩高抬贵手，不要入奏。
曾国藩认定要秉公处理，对李鸿章的话也听不进去了。
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作一事。”
在“同人的前，原来写的是”
少荃两字，说明他原是要写少荃不明大义的。
可见对李鸿章的不满。
但这一改动又说明，不同意奏勘李元度的不止是鸿章一个人，还有多人。
对李元度处理意见的分歧导致曾李之间的不睦。
李鸿章离开祁门大营，去到南昌他长兄李瀚章那里闲住。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意见不只这一件。
还有湘军大营设于祁门的问题。
祁门在群山之中，外高内低，是所谓“釜底”
，为兵家所忌之地。
李鸿章屡次劝说移营，曾国藩迟迟不作决定。
咸丰十一年二月，太平军李秀成部进入江西抚州、建昌，省城南昌震动。
三十日（1861年4月9日），太平军李侍贤部又攻陷景德镇，祁门处于四面包围。
曾国藩对外联络不通，专函李鸿章，速催湘军悍将鲍超进兵景德镇。
李鸿章趁机劝曾国藩放弃祁门，另移他处，但他不是直接劝说，而是迂回。
他专函胡林翼请其代劝。
胡于三月十二日（4月21日）致函曾，说道：李鸿章“之议颇识时务”
，左宗棠建议移驻九江也是把握了形势，但您未必采纳，如果能在湖口或东流设立大营，联络南北两岸则功效必大。
后来又经曾国藩的亲弟曾国荃来信相劝，曾国藩这才于三月二十六日（5月5日）离开祁门，四月初一日（5月10日），曾到达位于长江边的东流。
这里可西溯武汉，东下安庆，联络诸军十分方便。
曾国藩在北京时，就患了皮肤病，身生疮癣。
现在驻扎于东流，虽是江边，仍然燥热难当，痛痒不止，手不停的挠，几乎无以存活。
更兼身边没有李鸿章这样的得力助手，居然感到难以作事了。
清夜深思，他虽然仍不能同意李鸿章的意见，但觉得李鸿章能以个人进退来坚持自己的立场，确属性格刚毅，难能可贵。
五月十八日（6月25日），他专函李鸿章，劈头写道：“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
接着剖析说，以公事论，鸿章仍是淮阳水师的长官，以私事论，鸿章离开祁门时并没有说不再回来；最后说到自己的身体情况，“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搁，不奏事者已五十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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