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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楚困居赵国，尽管暂无杀身之忧，但却出入不便，生活窘迫，心情郁闷，日子很不好过。
他巴望早日脱离险境，返回故国，但又没有任何办法，只好听天由命。
正在这时，吕不韦经商来到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发现了这位落难公子。
吕不韦对子楚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敏锐地感到这位境况危险、地位卑微的“质子”
实际是“奇货可居”
：如能帮助子楚返回秦国，继承王位，岂不是自己在政治上发迹的绝妙机会？就这样，一个近乎幻想的政治冒险计划在吕不韦的头脑中形成了。
吕不韦回到家中，同父亲进行了商量，反复权衡实施这一计划的利弊得失。
吕不韦问父亲：“耕田之利几倍？”
父答：“十倍。”
又问：“珠玉之赢几倍？”
父答：“百倍。”
再问：“立国家之主赢几倍？”
父答：“无数。”
考虑再三之后，吕不韦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感慨地说：“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馀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
愿往事之。”
在他看来，与其辛辛苦苦耕耘稼穑，终岁劳作，不得温饱，还不如冒风险帮助子楚谋取秦国王位，一朝获胜，即可富贵无穷，受益子孙。
吕不韦由此而选择了一条奇特的从政之路。
他以后的事业与思想、成功与失败，都是同这一选择联在一起的。
至于这一选择对以后中国历史所发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则是吕氏父子在作出这一选择时不曾料及的。
后世的论史者，往往抱怨吕不韦作出这一选择时的动机带有太重的“商人气”
。
但平心而论，吕氏父子的这些谈话又何尝不是实在话？他们只不过是以商人的语言，极坦率地道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这个社会中，政治是全部社会生活的中心。
不论是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还是家累千金的巨商大贾，离开了政治场，自己的地位与价值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承认，自己的聪明才智就很难充分发挥出来。
而他们一旦跻身于王侯将相之列，就可以凭借手中的政治权力，轻易地谋取比士农工商多得多的利益。
吕不韦弃商从政，与其说是出于商人的利害计较，还不如说是基于对现实的理智分析。
吕不韦之能成为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并不在于他能选择自己的时代与社会，而在于他能在这个时代与社会中准确地选择自己的道路，并进而施展精准的沟通技巧，从而收到了神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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