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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休息到这年冬天，在组织的安排下，通过程子卿的介绍，他进入法租界巡捕房政治组做了文书。
说起来程子卿是个老油条，此人袓籍江苏镇江，年少时闯**上海，做过苦役和米店学徒，后来拜黄金荣为师进了巡捕房做“包打听”
，混了几年工夫竟然成了租界的显赫人物，位列黄金荣、丁顺华之后排第三，成了“青帮”
悟字辈举足轻重的人物。
说起来这人很有头脑，当他得知巡捕房要逮捕即将在望志路一百零六号李书成寓所准备秘密召开中共一大的有关人士时，就主动换上便衣前去通风报信，最终使中共一大与会人员安全转移并得以在嘉兴南湖顺利召开。
事实上，程子卿未必不知道郭葆铭的真实身份，只不过是心照不宣相安无事而己，并且以礼相待，安排他居住在和平坊自己家中，至于郭葆铭在外的所有行为，始终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并不过问，此举也与程子卿在解放后能够免受牢狱之灾不无关系。
这期间，最让郭葆铭痛心的就是他的恩师李大钊先生的遇害，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被捕，到四月二十八日遇害，仅二十多天的时间，这一消息他还是从报纸上得知的。
据当时《申报》报道:
“二十九日京讯：昨日午刻，军警突然将前在俄使馆捕获之李大钊等二十人，用汽车六辆，押送至司法部街后身之刑场，由宪兵营长高继武监刑，执行绞刑，由午后二点起上绞，直至五点余始毕。
此事系昨日警察厅突奉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执行，故事前各方俱不知悉，执行时亦异常敏捷，兹将详细情形志之如下：
奉方办理此案，自特别法庭成立后，审判长何丰林及各法官曾在警厅屡次检阅证据，及李大钊等供单。
其关系较重者，并由何等亲提审问，核对前后供词，商量判决办法。
至前晚止，大致即经商定，遂于昨日上午十时在警厅正式开庭，出庭之法官，为审判长何丰林，主席法官颜文海（安国军执法处长），法官朱同善、傅祖舜（安国军执法官）、王振南（高等厅推事）、周启曾（卫戌部执法官）、检察官杨耀曾等七人，至外交部所派之音德善、王之相，系充临时通译之职，并不在法官之列。
开庭后即将李等提讯，至午讯完，当即判决，所有情节最重之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崑、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等二十人，一概绞决。
竣事后，即由何丰林宣布各人即刻执行死刑，并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即送司法部街后身之看守所刑场执行。
闻看守所中只有两架，故同时只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十八分钟始绝命，计自二时至五时，二十人始处刑完毕。
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当时郭葆铭看过报纸后悲痛欲绝，愤而将报纸撕得粉碎，嘴里狂呼“李渤海、张作霖，我和你们势不两立！”
随后便昏死过去。
这个李渤海和郭葆铭同为李大钊的学生，后来经过查证，李大钊确实是被李渤海出卖而遭到逮捕，由此，郭葆铭便对这个人动了杀机。
直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
爆发，郭葆铭随周恩来前往西安调停关系，才再度见到了李渤海，不过此时他己改名叫黎天才，而且已经成为张学良的高参，身边警卫众多，让郭葆铭始终找不到杀他的时机。
郭葆铭开着车一直跑出去很远，才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纸团，小心翼翼地将其打开，上面用红笔寥寥地写了几个字：
天狼，晚八点，老地方。
伍豪。
天狼是他的代号，自从进入中共中央特科“打狗队”
以后，他就一直使用这个代号。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四一二”
政变以后，大批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残酷杀害，另有一批意志薄弱分子背叛了革命，成为国民党的鹰犬爪牙，出卖革命同志，使党组织遭受到了严重破坏。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中共中央决定由军委书记周恩来亲自出面组织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而处决叛徒的所有特别行动，全部被冠以“伍豪之剑”
，而伍豪就是中央特科时周恩来的代号。
在此之前，郭葆铭只和伍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两年前奉命调入中央特科的时候，和伍豪有过一次简短的接触，那时他只知道他是中央军委书记；再一次就是前不久配合情报科长王庸（王庸：陈赓在特科期间的化名）处决叛徒何家兴夫妇后，在希斯路的麦登咖啡里，由他亲自向伍豪汇报行动的全部过程。
而这一次看到“伍豪”
的落款，他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特科对他下达的所有命令，都是通过他的上司顾顺章或王庸在《申报》的分类广告中刊发寻人启事，然后由他按照用密语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前去接头并领取任务。
根据约定，只要是红色通知，就意味着事情紧急，就像上次处决叛徒夫妇一样，由王庸签发红色命令，于四月二十五日和红队其他队员一起，机警地绕过了国民党特务的眼线，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地在何家卧室里手刃了出卖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的叛徒何家兴、贺治华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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