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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出色地办理一桩案子的过程，完全是一种完美的艺术。
我毫不夸张地说，跟赵硅律师办案，常常沉浸在一种令人陶醉的艺术享受中。
跟随赵硅律师办案两年多时间，获益匪浅，最令人难忘的是赵律师那种豁朗而坚定的生活态度和她对事业义无返顾的追求。
每当她瘦小的身躯夹着庞大的公文包走进法庭的时候，她那种天然的自豪与自信让我钦佩而羡慕。
赵硅律师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政法学院，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遂愿当律师，改行到厂里工作。
近三十年来，工作很称职，又快到了退休的年龄，然而一听说律师制度恢复的消息，她毫不犹豫放弃舒适宁静的生活要求归队了。
她爱律师这个职业就像爱自己的生命，她生活的全部内容便是千方百计多办案、办好案。
问她何以如此爱当律师，她毫不迟疑地说：“律师能为人排忧解难。”
如今律师的行当越来越吃香，有人以为当律师有名有利可图。
然而在我与赵律师相处的日子里，发现她对什么评先进啦、评职称啦这些有关个人利益的事情出奇的淡漠，她的全部心思都扑在了她的当事人身上，她常常说：“看见当事人难过，我心里也不好受，什么时候人家破涕为笑，我才能笑得畅快。
一个人笑有什么意思呢？大家一起笑才欢乐呢。”
我记起范仲淹的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难道不是当代律师应该具备的崇高品格吗？
说实在，我也逐渐喜欢上律师的工作了，我觉得办案子丝毫不比搞文学逊色，却比搞文学更实际。
所以当赵老师劝我参加法律自学考试，争取当一名正式的律师时，我欣然答应，并借来政法学院研究生的教科书，一本一本地啃起来。
我当时想与其困惑地写小说，不如实实在在地当个律师，为老百姓做点有益的事。
我真心实意这么想过。
我要改行了，我要放弃我对文学的追求了，这是真的吗？我开始并没有明确意识到就在那时刻一个长篇的构思正在我心中逐渐酝酿着，一群各色各态的人物正在我心里一点点地活动起来。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已觉得我好想写小说啊，太想写小说了。
我说赵老师，我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就写律师们的生活。
我怕赵老师对我失望，然而她没有，她很能体解人意，这亦是她作为律师的长处，她说好的祝你成功。
她从来没有向我介绍过自己的一星半点，她心里只想着如何办好案件，没有其他。
重新在写字桌前坐下来时我感到充满**而且坚定不移，这种充沛饱满的情绪在我写这部小说的整整一年里一直保持着并延续至小说结束以后。
虽则，小说总是虚构的，然而在写这部小说的期间，赵硅律师和其他许多我熟悉或不熟悉的甚至不认识的律师们一直在我身边与我一起探讨人生。
当我在稿子上郑重地画下最后一个句号，当我从小说的氛围中回到现实中来的时候，我发觉曾经苦恼着我的困惑雾一般地消失了，我感到一种宁静的踏实，并且满怀希望，我觉得世界对我是慷慨而公正的。
我震惊而欣慰地发现，重新激起我创作自信心的不是高深的文学理论书籍或先哲们的至理明言，而是赵老师，一个与文学似乎不相干的女律师，一个勤勤恳恳又普普通通的妇女，她的豁朗而坚定的生活态度和对事业义无返顾的追求。
曾经有同行好友劝我，一个作家写第一部长篇最好写自己的生活经历，这样容易成功。
这话也许有道理。
我反反复复地思考了，我的情感告诉我已不能先去写其他的长篇故事了。
一个作家内心没有痛苦是无法写好文章的。
而且这种痛苦必不能是无病呻吟的，亦不能是居高临下怜悯式的。
所以我在《你为谁辩护》这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题记―“没有痛苦的人并不一定是幸福的，担负着痛苦的人并不一定是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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