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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安排为给事中这样重要的位置上，应该是老师的关照。
此人很有责任感，应该属于有大思路、主张改革的人。
他当“议员”
不久，提出了涉及重大国计民生的《水利议》。
这个建议书，针对困扰政府的漕运难题，提出改从南方运粮为从畿辅征收军粮。
他建议兴修水利，将畿辅的旱地改为水田，增加产量。
他还建议中央制定优惠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比如如给穷人送耕牛、缓征富户的赋税、许可南方人占有自己开垦的土地等。
应该说，这样的建议是非常有眼光的，也是具有改革精神的。
倘若真的按照这样的建议锲而不舍执行下去，许多困扰张居正执政时期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而且可能带来新局。
但是这和张居正的思路是不合拍的。
我们知道，消减政府开支，把所有的税收包括历年所欠都征缴上来，在最短的时间里让国库充盈起来，是张居正的既定政策，而徐贞明的建议则意味着政府要加大投入，减免一部分人的赋税，显然和张居正的思路南辕北辙。
况且，建国初期不是这样的，这样的政策和伟大复兴不沾边儿，怎么可以用呢？
徐贞明对自己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应该是有想法的。
他对傅应祯所说的开言路一定是赞成的，怎么就不能让大家说话呢？集思广益多好啊！
言官建议开言路，有什么错呢？居然抓起来严刑拷打，太过分了吧？！
我推测，他是因为这些才主动跑到监狱去探视、救治傅应祯的。
没有想到，自己也受了连累，终张居正执政时代，他再也没有能够起来。
言官给皇帝提意见，很常见，因此而被抓到监狱里严刑拷打，不多见——后来的万历皇帝所遭受的批评可以说连篇累牍，绝大多数人没有受处分。
去探视一下同事就遭到严厉惩罚，差不多算得上绝无仅有了。
以出人意料的严厉手段惩罚傅应祯，尚可理解。
因为，在张居正的执政理念中，对于说三道四的人，敢于挑战领导权威者，要让其承担严重后果，是既定方略。
为什么对仅仅是探视同事者，也要给予断送前程的严厉惩罚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搞清楚，那些挑战权威者之所以敢公开站出来的原因。
除了党争也即政坛暗斗为人所用这个特殊情况外，敢于公开站出来挑战权威者，主要还是长期受到儒家意识形态的熏陶，基于“气节”
或者说骨气、责任感的考量。
但是，也不能不说和这样一种氛围有关：一旦站出来，不畏斧钺之诛，言人所不敢言，当即就能够博取广泛的崇敬、同情，从一个默默无闻者，一跃成为人所共知的君子，所以，中国很早就有“凌上取直声”
这样的说法。
可以设想，倘若谁站出来批评领导，被扣上恶毒攻击“皇和国家”
领导人的罪名，肉体上遭受摧残的同时，在大家心目中，又被认为“不成熟”
、大傻帽，朋友、亲人抱怨他惹是生非，同事、同学避之唯恐不及，那么敢于拍案而起者，势必越来越少。
聪明而有专断的领导人，不仅要毫不手软地打击敢于表达不同意见者，而且还会毒化崇敬、同情敢于表达不同意见者的氛围，发掘人性中恶的一面，使敢于表达不同意见者处于孤立之中，灰溜溜地跌入人生的谷底。
一位敢于表达不同意见者曾经回忆说，当他从监狱里出来，走在大街上碰到熟人时，大家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他分析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极权制度下，担心遭到潜在的迫害。
另一位有相同经历的人则认为，担心迫害固然是一个原因，但也不能排除人性中深藏的恶极其脆弱，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的存在。
销蚀人间浩然正气，毒化崇敬不平则鸣者的氛围，发掘人性中深藏的自私、幸灾乐祸等这些恶的一面，孤立敢于表达不同意见者，使其处于灰溜溜状态，成为人们躲避乃至嘲笑的对象，是极权制度的一个特征。
张居正对探视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同事者给予断送前程的严厉惩罚，其基本思路也在这里。
可以说，张居正在面临转型的背景下，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地不断强化专制，使其统治已经具有了某种极权主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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