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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韦庆远先生的话说，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张居正也只是“取得了表面的胜利，而其实付出了沉重的政治和道义的代价，加深了潜在的危机”
。
可以说，张居正死后受到清算时，到了人人拍手称快的程度，与他在处理这场政治风波时固执己见、滥施酷刑有很大关系。
所以，韦先生说，夺情引发的这场风波，是张居正人生道路上带有关键性的环节和转折之一。
一味高压，固然可以取得一时的胜利，但是却加深了潜在的危机，早晚有一天，领导人或者他们的后代，要为此付出代价。
但是，张居正不这么看。
他公开表态说，有人说我不孝，说我贪位，骂我禽兽，我不以为耻！
是的，张居正不怕。
他相信权力的无限魔力，什么法律、什么制度、什么道义、什么人心，无论什么，都较量不过权力！
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
这次事件以后，张居正越发自负，甚至说他神志恍惚了，对人对事的处理，“务快己意”
，对待有不同意见的人，就是一个思路：“以威权劫之，益无所顾忌！”
张居正太迷信权力，把权力看得太重，所以在危机处理方案中，根本就是不留余地，他没有妥协的概念。
实际上吴中行、赵用贤是从维护大局、维护张居正个人利益角度提出不同意见的，他如果稍有胸怀，学会妥协，及时采纳他们的善意提醒，也不失为一个弥补的办法。
可惜的是，张居正把权力看得太重，以至于什么事情都和权力掌握在谁手里联系在了一起，把回家奔丧提高到了失去权力的高度，把建议他回家奔丧，提高了夺权的高度。
这样看问题，就把事态严峻化了，就只能动用专政机器、镇压手段了。
掌握绝对权力的领导人，没有刚性制约，迷信、崇拜权力，又刚愎自用，自己永远是英明、正确的，那他就不得不以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前一个错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
严令摧毁书院、禁止讲学，杀害意见领袖何心隐等不得人心的事，就发生在平息这次风波以后，可能与张居正个人心态的变化不无关系。
权力是厉害，是可怕；但是，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得过度，最终会伤害到自己的！
果断镇压是个办法，是能够解决问题于一时，可是，一味镇压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最终要为此承担历史责任的！
史家感叹张居正说：“闻谤而不知惧，忿戾怨毒，务快己意。
亏盈好还，祸酿身后。
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
’於戏难哉！”
不过，不能说张居正失去了判断力，有一点儿他很清醒，就是在镇压了反对势力、稳定局势以后，他抓紧了整顿工作，平息风波不到一个月，他就部署了清丈田亩的试点工作，同时强化了对税收执行力的考核，务必把经济搞上去——具体说把国库搞充盈，以此来证明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伟大复兴事业，以发展的成就来收拾人心、获得认可。
高压之下，执行力提高了，该收的税基本上可以收上来，国库日渐充盈，这也是他身后能够获得部分谅解乃至最终得到平反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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