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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说，张居正做到“扭亏为盈”
，有两个前提。
第一，坐享了高拱遗下的和平“红利”
。
高拱以大气魄、高胆识、精谋略达成了和平，并且开放了边贸。
不久，他就被张居正推翻了，和平的“红利”
转到了张居正的账户上。
试想，倘若没有高拱奠定的和平的基础，每年投入北部边防的经费还是像过去那样多，那么国库是不是真的能够充盈起来还是值得怀疑的。
张居正生活的时代，在和平达成之前，国库支出中北部边防一直是大头。
所谓“府库空而国计拙，田野耗而民不支”
，皆因供应北部边防，“是其大者”
，这是户部给隆庆皇帝的汇报说的。
按照张居正自己当时的分析，说达成和平，防务费用可以大大节省，即减少直接的费用三成以上，而且还可以腾出精力屯田，“可省行粮数十百万”
。
后来的事实证明，因和平达成，不用兵革，“岁省费十三”
，即百分之三十，同时节约征调费百万。
什么概念呢？过去，北部防务开支最高的年份，岁费是二百多万，算一算就知道了。
第二，高拱打下了一定的财政基础。
岳天雷先生根据学者的研究成果统计，隆庆五年相比隆庆元年，太仓银库岁入银由201.42万两增加到310万两，增长53％以上，主要是税收增加；支出由553万两减少到320万两，减少42％以上，主要是军费支出减少，岁亏减少97％还要多。
所以，有学者说，万历头10年的振兴并非完全是因为张居正一当了首辅就立竿见影，当时所谓“中外乂安，海内殷阜”
，在很大程度上是收获了从嘉靖到隆庆年间所栽种的果实，是徐阶、高拱等一系列能臣多年努力的结果。
在以上两个前提下，张居正通过努力，实现了“扭亏为盈”
。
有的专家——比如韦庆远先生说，张居正理财，增加国库收入，首先就是开源节流。
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完全准确。
节流，确是事实。
开源却未必。
开源，顾名思义是开辟新的税源，那不是培植了新兴产业，就是对过去忽视的行当课税。
可是，张居正当国时在这个方面并没有什么新进展。
如果按照高拱改革开放的治国方略，特别是开海禁，那贸易税就应该是典型的开源，因对外开放还可能带动新产业的发展，又会增加税源。
张居正是闭关锁国政策的执行者，他执政后重申海禁，停止了造船业，贸易和新兴产业难以发展，当然就没有了新税源。
高拱具有强烈的发展工商业意识，张居正徘徊官场边缘时也有过发展工商业的主张，但是他执政后态度有所改变，虽然没有对工商业实行新的抑制政策，但也没有什么促进政策，他的执政方略回到朱元璋的轨道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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