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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示感激，牧牛人在埋葬她遗骸的山丘上建了一座纪念碑。
今天，在整个阿根廷，旅行者和卡车司机在路边的小圣祠驻足，膜拜逝去的科雷亚，他们点起一支蜡烛，请求帮助。
那些想要特别恩惠的人——亲人的健康、大学考试通过、一辆新车，会去坐落在安第斯山脉一个山丘上的原圣祠祈福。
几千年前，那个地区的印第安人在同一个圣祠向大地母亲女神（Pachamama）祈祷。
政变、内部敌对行动、政治动乱、软弱的领导，这一系列令人精疲力竭的状况，在19世纪20年代阿根廷的每个省都是如此。
用一句话足以概括，19世纪考迪罗式的政治与不稳定的政治领导权、暗杀、政变和反政变、内乱、对批评者的威胁和无视宪法联系在一起。
这种特点一直持续，甚至直到今天仍然起作用。
大多数阿根廷公民能够举出许多例子，讲述发生在20世纪后15年的考迪罗式政治。
所有的人都无法逃脱拉普拉塔地区革命和内战的影响。
军事征兵从城市和农村招募了成百上千个平民阶层青年。
开小差的人变成了土匪，他们捕食牛群、骚扰商业路线，或者混迹于印第安人中。
高乔军队围攻蒙得维的亚，入侵巴拉圭和玻利维亚。
效忠派（loyalist）的军队一撤退，由于爱国政治家们想捞到好处，武装派别之间开始刀枪相见。
由于长期受到西班牙人的侵入，潘帕斯平原上的印第安人借混乱之机袭击农村定居点和大车队。
商人们不得不支付强制的贷款和额外的税收，地主的牛被偷抢、农村妇女被印第安人绑架，城市妇女眼睁睁看着她们的丈夫被带走当民兵。
182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东岸省与1822年宣布从葡萄牙独立的巴西帝国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更多的军事征用、开小差和土匪劫掠接踵而来。
直到曼努埃尔·德·罗萨斯（ManueldeRosas）出现，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省长，才在某种程度上终止了19世纪上半叶的政治不稳定。
然而罗萨斯只控制了他的家乡所在的省，为了继续执政20年，他不得不完善考迪罗式的政治，而不是告别它。
难怪曾经繁荣的拉普拉塔殖民地经济没落了。
玻利维亚人停止在波多西开采富矿，那里曾经是内陆省运输和生产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商业的发动机。
考迪罗们带着自己的骑兵部队接管了省政府，向敌人征税，在省界上设立关卡。
内陆省的陆路贸易停滞了，水路贸易也显著下降。
1840年，一个图库曼居民回忆说，在这之前的30年，除了"灾难和不幸"什么都没有。
"经过这么多年的混乱之后，在这些（内陆省的）人民不得不在战争中做出牺牲后"，他写道，“他们仍然淹没在最可怕的苦难中，为了恢复正常的生活，他们需要很多年的和平和安宁”
（SzudBrown1994，241）。
在许多阿根廷人看来，在革命和内战中，成为独立国家长期的报答一定是经济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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